12 “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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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的全部反人类法令之中，要数那条“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办法”使文明世界最为惊骇和迷惑。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明确描述了这条行动准则。而且，他不仅在该书中一再预言自己将采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还披露了他个人偏见的思想根源。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无论我去什么地方，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犹太人。”他在书中写道，“而且，越是看见犹太人，他们在我眼里就越和其他人类有着明显的区别。”起初，他这种偏激情绪只针对个别人；那些奇装异服、满脸胡须的传统的犹太人使他深深反感。但是，阅读了《锡安长老会纪要》之后，他的反犹太主义爆发出来了：他必须捍卫世界，反对犹太人。1905年，俄罗斯帝国的情报机关捏造了一份文件，声称犹太人正秘密地计划把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从而统治世界。“我们将在各地挑起动乱、争斗和对立。”一位所谓的犹太领导人宣称，“我们将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新的选择，因此他们会自愿把世界统治权交给我们。”年轻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这份伪造的声明里的每一个字。“在这个时期，”他写道，“我看到了两种威胁：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其名，当然也不明白它们对于德国人民的生存有着何等恐怖的重要性。”

他称自己在维也纳度过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却又最完整的学习期”，“我刚踏进这座城市时还是一个小男孩，离开时却已成人，变得安静严肃……如果在早期，命运的压迫——和我自己的学习——没有确立我各种个人看法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今天我就不知道该以什么态度去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等。”

这种憎恶和恐惧迅速成为一种固定的想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剧烈的精神动荡”，“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我成了一名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这种迫切的仇恨，主要根源在于他想当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愿望未能实现，而犹太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功则加深了他的痛苦，“有哪一件肮脏的事情，哪一件堕落的行为，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与犹太人无关吗？如果你哪怕只是小心翼翼地切开这个脓包，那么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犹太鬼，就像腐烂肌体中的一条蛆虫，突如其来的光明会使它头晕目眩！”

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威胁首先煽动他将反犹太主义付诸了行动。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催眠力的演说家，他能够把自己的狂热情绪传递给其他人。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中，希特勒反复强调，一旦犹太人通过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控制了世界经济，他们就会夺取政治控制权，“犹太人这一阶段的最终目的是‘民主政体’的胜利，或者，像他们所理解的，是议会制原则的统治……他们以无穷的机智，将以某种形式蛰伏在每个雅利安人身上的对社会正义的需求，变成对那些更受好运恩宠的人们的仇恨，这样便给消灭社会罪恶的斗争烙上了非常明显的哲理的印记。他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这之后，”希特勒继续写道，“犹太人卸下他们的伪装，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民主国家的犹太人变得嗜血成性，成为人民的暴君。几年之后，他们便会试图灭绝全国的知识分子，并且通过消灭人民中天生的知识领袖，使其可以永世为奴。在这方面，俄国已经给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范例。在那里，犹太人以疯狂的野蛮手段，间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屠杀及饿死了总计三千万人，其目的是将一个伟大民族的统治权交给一群犹太记者和股票交易所的强盗。”

希特勒深信，犹太—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将在德国达到高潮，“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德国知识分子的灭绝，使得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被置于犹太金融界的桎梏之下——据信，这不过是犹太人进一步征服世界的前奏。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德国是这场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中心。如果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沦为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犹太暴君们的牺牲品，那么，整个地球都将会落进这条章鱼的触手之中；而如果德国摆脱了它的控制，那么，各民族面临的最大危险，就可以认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粉碎了。”

尽管读者仍持些许怀疑态度，可是，希特勒对自己说出的那些荒诞不经之语却深信不疑。在《我的奋斗》里面，他告诉了读者他准备走多远，“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万两千名或一万五千名伤风败俗的希伯来人被毒气毒死的话……那么，数百万人在前线的牺牲就不是徒劳无功的。反过来说，及时地铲除一万两千个恶棍，也许就可以挽救一百万真正的德国人，而这些人对未来而言是非常珍贵的。”

一个文明国家的首脑竟然接受所谓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已经很令人不可思议了，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用大屠杀的手段来制止“犹太人的威胁”。因此，当集中营里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被揭露之时，大部分西方人都认为希特勒是个疯子，是最大的罪犯，是最冥顽的反基督教义者。

然而，在很多预言千年盛世的中世纪先知们的眼里——他们曾在《启示录》第二十卷中预言一千年后出现的巨大幸福、廉洁政府和悲惨命运的消失——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似乎是最为可信的，甚至是最值得钦佩的。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不是一个反基督教义者，相反，他恰恰正是复活的耶稣的化身，就好比十二世纪初期在佛兰德发起革命运动的坦夏尔姆，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约翰·鲍尔，甚至1525年领导了德国农民暴动的托马斯·闵采尔。这些先知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自己便是复活的耶稣，注定要推翻暴政，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新生活，而对反对者的大屠杀乃是上帝的意志。比如，闵采尔要求他的信徒们毫不留情地杀戮。“别让你们的利剑冷却下来！……刺向他们，刺向他们，趁天还亮着！上帝在给你们引路，跟上他，跟上他！”和这些狂热分子一样，希特勒也打算摧毁并重塑世界；他同样声称，上天选择了自己来给一个堕落的世界带来千年的幸福。他提出了无穷的目标，许下了无数的诺言，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他赋予社会冲突和民族希望以一种充满权威和目的性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