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4页）

不过，希特勒的上台实际上是权力真空的结果，它为希特勒提供了掌权的理由。战后秩序原本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来确定，但是它无力阻止德国再次表现出称霸的野心，这只是时间问题。问题在于，一个怎样的德国会称霸？欧洲需要一个体面的德国，然而法国绞尽脑汁地从中阻拦。在1931年，法国甚至拒绝与英国合作来维持德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最终，法国的愚蠢算盘逐一落空。德国的魏玛民主政治已经沦落到依靠总统的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地步，国民议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象征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的金本位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进而抑制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各国的中央银行却仍旧自信满满。德国人已经把自己与金本位制捆绑在了一起，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偿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德国开始重整军备，以便应对大规模的失业。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各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但是无论国际联盟、马奇诺防线，还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军事联盟小协约国（不包括波兰）都无法阻止德国。而且，这些行动还有危险的一面，由于它们的存在，绥靖政策[6]反而更容易掩人耳目。对此，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书的最初100多页中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当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欧洲人仍然饱受“一战”痛苦记忆的困扰。在“一战”当中，法国被严重削弱，马奇诺防线实际上只守护了一个空壳。法国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所写的《缓期死亡》（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对此进行了描写，可以算作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写的《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的苦难版本。问题在于，西方各国对希特勒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而在此前，对于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所提出的同样的要求，西方各国都表示了拒绝。为了推动德国复苏，希特勒意图从德国东侧扩大领土，以此来获得类似英美两国所拥有的经济腹地。他认识到，只要自己以武力威胁，并且称自己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西方各国就会做出让步，甚至还会鼓励他把矛头指向东方。于是，在斯拉夫人的代价之上[7]，希特勒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帝国。

于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希特勒成功地戳破了《凡尔赛和约》所代表的谎言和伪善，希特勒在国内成为了极受欢迎的人。他不仅复兴了德国的经济，而且在德国民众中享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从此，德国人不再被复仇心切的法国所凌辱和剥削。在这一过程当中，希特勒也激起了英国的反对。1939年夏，希特勒认为他能在英国的默许下获得波兰的领土。他出人意料地与斯大林缔结了秘密的协定。当时，英国对波兰已经无能为力，他们甚至不愿尝试救援波兰。但希特勒还是打错了算盘。英国权力发生更迭，随后，英国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结果，战争再次爆发，英国、苏联、美国也将与德国再一次交战。而这一次，双方的武器更具破坏力。在坦克和飞机的轰鸣声中，战线的频繁变化远远超出了1918年。6年后，大战结束，中欧成为了一片焦土。在荷兰与德国的交界处有这样一处标识：“此地乃文明世界之尽头。”不过，在此之后，欧洲的情形终于出现了转机——德国问题获得了解决，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了样板，美国也展现出了1919年时所不曾有的责任感，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过去。

1945年成为时代转换的标志。在此之前，世界为欧洲的各大帝国所统治。早年的教科书（现在已经过时了）向我讲述了1950年时英国对印度所做的各种好事。当时，包括印度在内，超过全世界1/4版图的地方都被涂成了与英国一样的红色。温斯顿·丘吉尔于1874年诞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当时还是前电气时代，他算是老派的政客，而他的宿敌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不过希特勒的老派与丘吉尔不同。希特勒于1889年诞生于德奥边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电力这种创造神奇的能量已经开始应用于生活。建筑、交通、医学、无线电等领域均充满了无尽的可能。后来，希特勒迷上了机械，这一点要甚于丘吉尔，丘吉尔的兴趣主要在军事方面。在德奥边界，民众对天主教的残酷统治怨愤满胸。天主教曾动用大军压迫清教徒，于是早年的希特勒对基督教道德充满了强烈的憎恨。对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很多人来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反基督教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反犹主义。注重原始证据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认为，希特勒反犹是后来的事。与他一贯的恶毒相一致的是，希特勒迫害了曾经待他很好的那对犹太老夫妻。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生活，向游客售卖水彩颜料，并且经常在这对老夫妻的铺子里躲雨。到了1945年，希特勒的民族主义也成了过时的东西。他注重科技，笃信意念制胜，主张淘汰弱者。希特勒的旧欧洲从他深埋地下的地堡里走向消亡，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Downfall）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黑色闹剧般的场景。1945年，随着原子弹的爆炸，一个新的世界开启了大门。1951年，丘吉尔开始了他最后一届的首相任期，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很久以后，我开始接触德国，阅读德国历史，并且偶然碰见了曾经参与了希特勒战争机器的组成人员。我想，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81年，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一档关于希特勒与艺术的电视节目时，我们采访了曾经担任希特勒的建筑师和战时军备部部长职务的施佩尔。当时，曾服刑20年的施佩尔已经76岁高龄。他答应前来，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那是一个周末，在当时的伦敦，每到节假日，店铺就关门歇业，我只得带他去住布朗酒店，并且听他讲第三帝国。谈话中，我吃惊地发现，施佩尔竟然不知道有关纳粹选举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清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支持纳粹。我猜想，这是因为施佩尔对宗教不感兴趣。此外，我还惊奇地发现（其实我不该感到奇怪），他竟然为英国轰炸德国城市而辩护，原因在于，英国的轰炸促使德军从前线抽调了大量的部队守卫本土。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晚的气氛十分悲伤。不过，我们在第二天顺利地进行了采访。施佩尔精神不错，不过他说的话很可能以前都说过。随后，在现场所有女性的赞赏当中，精神饱满的施佩尔返回了酒店，接着就死在了那里。我与第三帝国的另一次偶然的联系与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有关，他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活人做基因实验的那位恐怖医生。据说，当犹太人被运抵集中营时，据说有人会站在火车站台上，把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中挑选出来，那个人就是门格勒，其他的犹太人则直接被送往毒气室。门格勒在最后时刻才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离开时，他携带了一箱眼球和人体组织标本，并拿给他在法兰克福的老师看。当然，教授看到后大为震惊，直接把他轰了出去。1979年，门格勒死在了巴西。因为我采访了门格勒的儿子，他的一家人这才为公众所熟知。门格勒的儿子是一个有同情心且直爽的人，由一位体面的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继父养大，16岁时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他曾经到巴西看望自己的父亲，结果两人相处得非常不愉快。门格勒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与一个从罗马尼亚逃难的日耳曼族妇女生活在一起，他不停地因为一点小钱与她争吵。门格勒写了一本呆板的小说，写的是战后他从德国逃亡的生活。他写道，如果你从意大利的蒂罗尔到达热那亚，你就能得到红十字会发放的去往阿根廷的护照。在阿根廷，门格勒以自己的名字为店名开了一家小店。门格勒的儿子说，当门格勒的大学取消他的博士学位时，他原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事进行了抗议，这一点差不多是可信的。优生学，即“种族研究”，并非纳粹的专利。在各领域都有进展的1910年，西方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还在对萨米人[8]实行绝育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萨米人不配生育。考虑到施佩尔的才华和门格勒的研究，你就能理解丘吉尔在1940年讲下面这段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