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玫瑰（第2/2页）

罗莎个子高挑，不着红装着戎装也难掩其天生丽质。由于纬度高，阿尔汉格尔斯克全年平均日气温仅为摄氏1度（最高的7月也只16.1度），一年有6个月在0度以下。那里的各种植物、包括玫瑰，都会抓紧短暂的温暖季节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罗莎牺牲时还没满21岁，恰像家乡的一朵玫瑰，生命虽然短暂，但无比美丽。

注意，罗莎毙敌54人的纪录，在苏联红军狙击手里远不是最高的，就在女狙击手里也排不到前列。女狙击手中“大妈”级的妮娜·彼得洛娃（1893—1945），卫国战争开始时已经48岁，仍毅然参加红军并且拿起枪在前线作战，总共击毙敌人122名。

“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玫瑰”罗莎·夏尼娜

红军狙击手中的“大妈”妮娜·彼得洛娃和车轻狙击手在一起，照片摄于1943车，当时她已经50岁，毙敌纪录107名。

苏联红军女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毙敌309人，包括36名敌方狙击手。

红军有多名女狙击手毙敌纪录超过百名，纪录最高的是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1916—1974）和妮娜·罗布科夫斯卡娅（1925—），分别为309名和308名。帕夫里琴科原来是基辅大学历史系学生，1941年6月卫国战争开始后即“投笔从戎”。原来安排她做战地救护工作，但被她拒绝，坚持要到战斗部队。由于中学时代参加过射击俱乐部活动而且成绩不错，上级同意了，于是成为第25步兵师一员，并且是狙击手。1941年8月击毙两名敌军，取得首次胜利。此后在敖德萨作战，毙敌187名。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作战8个月，到1942年5月，毙敌数已经达到257名。6月她不幸被敌军迫击炮弹片炸伤，伤愈后不久从前线被撤下，改做培训狙击手新人的工作，这样她的纪录便停留在309人上（其中36名是敌方狙击手）。把她从前线撤下是出于保护考虑，因为她已经成为知名人物。战争是残酷的，“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女狙击手总数超过2,000名，大多数都像罗莎·夏尼娜那样为国捐躯了，最终能和战友们一起欢庆胜利的只有约500人。

帕夫里琴科在西方十分有名，因为1942年下半年她曾经访问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接见的第一位苏联普通公民。她还应总统夫人埃莉诺（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邀请访问了多个美国城市，受到热烈欢迎。访问期间获赠两支名枪，美国赠送的是柯尔特自动手枪，加拿大赠送的是温彻斯特步枪。在英国访问期间到过曾经遭德军轰炸而严重受损的考文垂，那里的工人为苏联捐款购买了三套X-射线透视设备。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非常注意狙击手的作用，主要用他们消灭德军担任班、排、连长的士官和下级军官。苏军许多高级将领（例如布琼尼、朱可夫）都是士官出身，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这些人在战斗中的作用至为重要。而且只有通过实战取得丰富的作战经验才能称职，不是只经过一般军校培训就能达到的。战争前两年的防御作战，狙击手的作用又格外重要。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以后苏军转入进攻，情况才有变化，但直到柏林战役，仍然可以见到狙击手的身影。罗布科夫斯卡娅和她的女狙击手排，最后战绩就是在那里取得的。

当然，苏军狙击手大多数还是男性，许多人表现突出，例如瓦西里·克瓦恰提拉泽（1907—1950）。在1944年一次战斗中，他所在小分队一度被敌人包围，他连续击毙多名敌军（不同资料给出的数字少则44名，多的60名），敌军几乎是露头必毙，起了很大震慑作用，使小分队得以顺利突围。克瓦恰提拉泽原来是格鲁吉亚一名普通农民，卫国战争开始后加入红军，并没有受过狙击手训练，起初担负前方观察任务，但不久就被发现凭着普通步枪他的射击也很精准，遂转为狙击手。他共毙敌534名，大部分是敌军军官，先后获授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1945年获授苏联英雄。

不过，更为人熟悉的恐怕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表现不凡的瓦希里·查伊采夫（1915—1991），当时苏联作家、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就采访过他，并且在他的小说《生活与命运》里有所反映。近来许多人知道他，则与2001年英语电影《兵临城下》有关。电影是根据美国作家威廉·克雷格（William Craig，1929—1997）1974年小说《兵临城下：斯大林格勒战役》拍摄的，讲了查伊采夫与德军狙击手埃尔文·柯尼希少校（Erwin König）“决斗”的故事。著名影评人、第一个以影评获普利策奖（1975年）的罗杰·埃伯特（Roger Joseph Ebert，1942—2013），便说它讲的是关于“两个人被置于一种不得不用他们的智慧与技能去杀死对方的地位”。然而，这也就抹去了那场战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在德国影片受到批评，认为它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并且美化了战争，为此导演、法国人让-雅克·阿诺（Annaud，Jean-Jacques，1943-）宣布将不再参加柏林电影节活动。在俄罗斯影片更引起参加过那场战争老兵们的抗议，曾要求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禁止该片在俄罗斯上映，不过未被接受。只有在中国，不少人觉得它“好看”。这并不奇怪，因为没见到影评，剩下的只有服务于票房价值的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写到查伊采夫，但美国作家克雷格写那本小说和格罗斯曼并无关系，他花了5年时间在苏联、德国等地搜集资料，研究了大量档案，采访了数百名那次战役的幸存者，但没能看到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因为那小说虽然早在1959年就写出来了，但在苏联长期被禁止出版。后来由友人“走私”出境，1980年在瑞士出版。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已经是格罗斯曼死后24年。小说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有人认为那是20世纪苏联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甚至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生活与命运》的基调是乐观的；尽管有战争，有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有人们不可想象的苦难，有堪称彻底的破坏，生活仍将继续。

查伊采夫在乌拉尔山区出生、长大，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在海军岸勤部队服役。得知斯大林格勒战役惨烈之后要求转到陆军，来到斯大林格勒。他没有受过专门的狙击训练，一次偶然机会上级发现他射击精准，才改做狙击手。1942年11月10日之前他便毙敌32名，11月10日至12月17日又射杀225名，其中11名德军狙击手。他还受命训练新狙击手，他的“徒弟”击毙敌人超过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