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莫斯科战役：经受住了考验（第2/3页）

在波兰和法国，德军都是凯歌高奏、一路向前，入侵苏联以后虽然损失大增，但也还没有后撤的先例，莫斯科战役德军首次被迫后撤，对其损失情况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苏联军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来苏联许多城市都建有无名战士墓，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西北角红墙外的一处最重要。那里所葬便是一名1941年冬保卫莫斯科牺牲的红军战士，墓上刻有铭文：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Имя твоёнеизвестно，подвиг твой бессмертен）

这位无名战士原来葬在莫斯科一列宁格勒公路40公里处的战士群墓（братская могила，字面意思“兄弟墓”），1966年为纪念莫斯科保卫战25周年迁葬到莫斯科。战士群墓所在地是当年鏖战最激烈的地方之一，1974年也建了莫斯科保卫者纪念碑，是一座由三柄“刺刀”（寓意保卫莫斯科的三大方面军）组成的方尖碑，俗称“刺刀碑”，建在高27米、安息着数百名莫斯科保卫者的“光荣冢”上，碑面也有铭文：

祖囯母亲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子（Никогда Родина-матъ не забудет своих сыновей）

和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情况类似，1941年“老天爷”似乎也萌发了正义感，有意和侵略者过不去。“泥季”之后俄罗斯的冬天便正式来临，莫斯科最低气温降到零下44摄氏度，创半个世纪最低纪录。发动对苏联入侵之前希特勒显然被他在波兰、法国的迅速获胜冲昏了头脑，对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完全没有做冬季作战的准备。这样，当严寒降临的时候，德军连最起码的冬装也极度匮乏，上报的冻伤人数超过13万，非战斗减员成为指挥官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还能作战的兵员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出现问题的还有武器装备，坦克等作战车辆都得预热很长时间才能发动起来。苏军还吸取此前与芬兰作战的教训，组建了滑雪部队，虽然只是骚扰性的小部队，一般仅为营级规模，但速度快、机动性强、目标小、隐蔽性强，很让德军头痛。

莫斯科战役期间，苏军在武器装备上开始有了重要进展，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有两项。

第一，1941年7月斯摩棱斯克战役中伊凡·弗列洛夫上尉（1905—1941）指挥的炮兵连首次使用82毫米火箭弹多管发射器（称БМ-8，БМ是“боевая машина”之略，意“战斗机器”），摧毁了德军一个坦克、装甲车集中地，效果不错。8月8日斯大林下令组建8个近卫炮兵团，大部分改用发射口径更大（132毫米）火箭弹的“БМ-13”，还组建了35个独立炮兵营、2个独立炮兵连。这种新式火炮虽然准确性较差，但杀伤力可观，一个“БМ-13”炮兵连可以在7~10秒钟内里把4.35吨高爆炸药倾泻到约40万平方米的目标上。另外，它还具有价格低廉、容易制造、可以安装在多种运载工具上、机动能力强的优点。红军战士非常喜欢它。那时，一首战前（1938年）为边防战士创作的歌曲，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作词、马特维·布兰特尔（1903—1990）作曲的《喀秋莎》正在战士中广为传唱，他们便称这种火箭发射器为“喀秋莎”。德国人则称它“斯大林管风琴”。

安装在苏联吉斯-6（ЗиС-6）卡车上的“喀秋莎”БМ-13火箭炮

第二，值得一提的是米哈伊尔·卡图科夫（1900-1976）指挥的红军第4坦克旅在莫斯科战役首次使用装备76毫米火炮的新型T-34坦克，其火力、装甲防护能力、机动性都大大优于德国坦克，当时担任德国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将军战后为美国战史研究提供资料时便说：

第一批俄国Τ-34型坦克在（莫斯科外围）维亚济马战役中出现。在1941年，那是最吓人的装甲战车。……需要一种口径至少75亳米的火炮来对付它，而这种火炮还有待制造。在凡雷雅，俄国坦克简直是径直穿过德国第七步兵师，冲进炮兵阵地，从火炮上开过去。

在莫斯科前线，许多德军高级将领不由得想起1812年的拿破仑来，布卢门特里特便在日记里写道：

（不少人）想起了发生在拿破仑大军身上的事来。很多人重读科兰古关于1812年的悲惨记述。……我似乎还能看见冯·克鲁格艰难地从驻地跋涉到他的指挥所，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科兰古那本书。

阿芒·科兰古（Aimand-Augustin-Louis，marquis de Caulaincourt，1773—1827）是当年法国重要将领和外交官，担任过驻俄罗斯大使。1810年力劝拿破仑放弃进攻俄罗斯的打算，但没有被接受，只好随拿破仑进行那次注定要失败的冒险，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和拿破仑一起在俄罗斯》（With Napoleon in Russia），但亡佚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发现，1933年第一次出版，在西方有不小影响。

当时指挥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的古德里安将军在日记里写道：

对莫斯科的进攻失败了……我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也没有估计到气候。幸运的是，12月5日我就命令我的部队停止前进，否则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

凑巧的是，12月5日正好是苏联红军开始反攻的日子。几天以后（12月13日），博克元帅命令德军后撤80公里。五天后（18日），他被解除职务，官方解释是出于健康原因。19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元帅被解除职务，此后该职即一直由希特勒自己兼任。圣诞节时，古德里安和另外两名德军高级将领，第4坦克集团军司令赫普纳和第9集团军司令阿道夫·斯特劳斯（Adolf Strauß，1879—1973）也被解除职务。对于希特勒与普鲁士将军的关系，这是一个转折点，让苏军受益匪浅，后来朱可夫和作家西蒙诺夫谈话时便说：

毫无疑问，他的这些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这之后，不论是德军总参谋部还是德军集团军群的司令官都比过去受到更多的约束。……希特勒以陆军总司令身份下达的训令更是不容争议了，……德军以往独立解决作战问题的水平下降了，开创这一切的布劳希奇被免职对我们当然是有利的。

对于斯大林与红军将领的关系，莫斯科战役同样是一个转折点，他开始重用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人。人们得承认他还是知人善任的，知道什么情况该用什么样的人：“大清洗”要用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不打仗的时候，合适的领军者是伏罗希洛夫、库利克、梅赫利斯，面对强敌则要用懂军事、会打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