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可怜的战败者（第2/4页）

在柏林，一般平民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虽然时不时的抢劫和强奸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苏军为了供养他们也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对此又感到吃惊和感激，纳粹的洗脑宣传让他们确信自己会被饿死。德国人在红军野外食堂排队的时候，别尔扎林将军曾与他们进行过交谈。不久后，他酒后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不幸身亡。于是在德国人中间传出了他是被苏联秘密警察暗杀的谣言，大家纷纷对其表示哀悼，他在柏林人的心中成了大英雄。

很大程度上，德国人对苏军士兵几乎是无私的食物援助感到惊奇。有时苏军士兵会拿着大块的牛肉来到德国人家里，让女主人下厨给他们做好，并分给她们一份牛肉作为报酬。苏军士兵们都想在一个真正意义的家庭里坐在桌边吃饭。苏联人有时还带酒过来，在场的每个人都会喝酒，他们共同庆祝和平，有时苏军士兵还会坚持向女士们敬酒。德军曾经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把苏军路上的储备酒都砸掉，因为他们觉得苏联人喝醉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可正是酒的存在让苏军士兵得到勇气，从而去庆祝这样一场可怕的战争。

丑恶的庆祝

正像所有德国人担心的那样，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不能代表恐惧已经结束，强奸德国妇女竟然变成了庆祝活动的外延部分。有位苏军士兵和一个15岁的德国女孩陷入爱河，但是这个德国女孩告诉他的事情让他感到震惊——就在昨天，有个苏军军官强奸了她。很多德国妇女学会了在晚上消失，一些年轻的女子可能连续数天被藏在阁楼里，而岁数颇大的母亲只在凌晨到街上接水，这时候的苏军士兵大多因为晚上喝酒过度仍然睡在梦乡里。

面对这样的事实，苏军老兵常常会跟新兵解释：“红军是世界上道德素质最高的部队，因为我们能为他人树立人道主义的榜样，我们只攻击有武装的敌人，我们没有任何暴行和掠夺事件发生。”

当然，有的时候，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许多前线的步兵师比其他部队更有纪律性。苏军的军官中犹太裔大多会出人意料地去保护德国的妇女和儿童。4月20日，斯大林也曾发布命令：“要改变对德国人的看法，要优待他们。”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残忍地对待敌人，将会激起敌人坚决的抵抗意识，这样做对自己是不利的。可是绝大多数的军官和士兵仍然对此视而不见。

但是，还有许多人认为，在军纪实施前，苏军有在柏林连续抢劫和强奸2周的权力。直到8月3日，德国投降的3个月后，朱可夫才发布了一道严明的军规，以控制所谓的可耻的事件。

苏联人曾经喊出过“把德国人从纳粹的魔掌中解放出来”的口号，但很快就无人相信了，尤其是很多德国的共产党员家庭也受到迫害之后。苏军的形象已经因为这些劣行大打折扣，这很容易让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势力借机鼓动民众，对苏联的统治进行反抗。因此，所有纵容下属的指挥官都将受到严惩，中士和下士每天早晚必须点名，部队在没有接到命令时不准擅自离开柏林。相比之下，在西方的军队中，这都是非常常规的命令而已。

人们在极端的环境之下几乎无权选择，哪怕道德标准都已经遭到了践踏。作家卡多夫在返回柏林的时候，看到了柏林的穷人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进行交易的场景。她立即想起了一句诗：“食物为先，后有道德”。

5月初的时候，这里逐渐变成了货品交易的黑市。所有被释放的战俘和那些武装的劳工在这里交易他们的战利品。德国人在战败后一直与痛苦做着长期的斗争，因为战败让他们彻底失去了信心。很多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被完全征服，而他们的士兵都将在西伯利亚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直到死去。然而，随着希特勒死后纳粹集团和抵抗组织的全面瓦解，德国人态度的改变让所有处在柏林的苏联人感到惊奇。

希洛夫非常吃惊地告诉贝利亚：“这里所有的居民都对我们表现出绝对的服从。”崔可夫的一个参谋军官，将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状况理解为“德国人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对权力绝对服从的思想”。

一些苏军军官对德国人的做法也感到惊奇，他们往往很自觉地把纳粹旗帜扔掉，改成悬挂鲜红的共产党旗，也许对于柏林人来说，这就相当于把“嗨！希特勒！”换成“嗨！斯大林！”而已。有许多前纳粹党成员跑到苏联方面去揭发、邀功，以出卖别人的方式保全自己，或许他们是想在被别人揭发之前占据主动，也好少受一些牵连。

“锄奸团”则对前纳粹党成员进行讹诈和勒索，以此帮助苏联秘密警察顺利抓捕纳粹党人以及国防军的军官。秘密警察组成许多搜索小分队，他们带着军犬到每个公寓和出租屋里寻找“猎物”。可怜的德国逃兵们躲在这里，本是为了躲避德国宪兵分遣队和纳粹党徒的搜捕。当时，苏军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法西斯分子正在贩卖有毒的柠檬水和啤酒，从而实现在柏林进行大规模投毒。

在里希滕贝格的街头，公然出现了“纳粹万岁！”的标语。5月20日晚，苏联秘密警察第10号特别营地还遭到了一次突袭。当时，营地指挥官们都去参加宴会了，466名囚犯被救走。贝利亚听说此事后拍案而起，大骂那些秘密警察和高级军官没有危机意识，防卫松懈，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期，德国的女人们多想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常的状态。她们每天排着长队、拿着水桶，在已经倒塌的建筑前清理瓦砾堆，这几乎成了柏林的一道街景。妇女们工作数小时，只能得到一点点马铃薯充饥，然而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德国人不失幽默地将夏洛滕贝格改名为“卡拉默滕格”，意为“垃圾堆”；将利希滕菲尔德改名为“特里希菲尔德”，意思是“布满弹坑的地方”；施泰格利茨则被更名为“斯坦赫特尼切特斯”，解释为“没有直立的东西”……这或许是他们在混乱的世事和苦难的绝望里仅有的一丝慰藉。

按照别尔扎林将军的指示，雇工们都回到了他们之前工作的工厂，“锄奸团”又联合秘密警察部队把“大德意志”广播电台围在了警戒线里。所有的工人都被要求站在各自的办公桌旁，于是他们也不用再想办法破坏各种设备，也不用绞尽脑汁地想如何不露痕迹地消极工作。“锄奸团”的波波夫少校负责这里，他表现得很平和，还向这里的工人们保证他们的军队一定会保护这些妇女。但几天之后的事实证明，女人们并没有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