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金融（第2/5页）

因此一解放，共产党就在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内做了，或至少尝试去做一些事情。国民党在接收沦陷区时因为忽略没做而遭到批评的事不外乎这些。到了1949年，共产党保卫城市经济基础设施的努力似乎达到了想要的结果。基本的设施，包括交通和通讯，在战斗结束之后都尽可能快地恢复了。货币置换过程做得干脆利索，新的当权者立即开始对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几个源头进行控制。转换成新货币之后，所有在形式上构成竞争的兑换都被禁止了。通过逮捕主犯、定下相当现实的汇率以及为公众提供一种替代的投资方式，买卖金银和外汇的黑市得到控制。另外，共产党开始收税，对一些必需商品开始了定量供应，并采取措施使得必需商品稳定地流入城市，以控制的价格出售。

经济马上对这些努力做出反应，但是反应不明显，并且不均衡。在共产党统治的前几个月，物价继续上涨，但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个月的增长率要小。[41]在天津，1949年1月25日到8月23日之间，批发价格的平均周增长率在11.38%，而工人生活花费的平均周增长率在9.51%。国民党在天津统治的最后月份，1948年8月24日到1949年1月11日，相应的数据分别为26.03%到31.2%。[42]然而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的食物价格猛涨，天津的情况也是一样。据记载，上海的米价增长了6倍，一个商品储蓄单位的价格从100元人民币上升到7月19日的894元人民币，在8月1日上涨到967元人民币。[43]

劳工的持续骚动

虽然官方强调工商业的复兴，发生的扰乱却常常抵消掉那些能有效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努力。天津当局宣称到了1949年2月中，约有90%的城市的企业重新开门。[44]但是接下来的报道显示它们很难继续开下去。

下面是除了生产成本的继续上升外的又一现状，生产成本的上升也加剧了以下状况——在共产党管理下激增的劳资纠纷为工商业抛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纠纷与1945年发生在张家口，后来发生在东北各城市的纠纷形式相同。新的当权者，要么因为不愿意，要么因为无能为力采取其他做法，任凭工人的骚动持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发放生活津贴、增加遣散费和更好的待遇。这就是在1949年春天被占领的城市的情况，一整年前，党的领导第一次将相同的劳工骚动斥为“左”倾错误。

在共产党进城后不久，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天津办公室开办了一个工人咨询办公室。到2月初，办公室回复了2000多条问询，很多都是关于工资报酬以及劳资双方发生纠纷时资方的权利问题。[45]给出什么样的回答没有公开。但是这些和其他相关类型的劳资纠纷在接下来两个月有所增加。3月的某星期，新华社称6家私有的天津工厂在接受工人的要求改善了工作条件后，生产力得到了提升。[46]恰恰在同一个星期，一家当地报纸报道由于劳资纠纷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关闭企业的数量在增加。[47]该报道由中国人民银行经济顾问千家驹执笔。他后来写到，一些天津的企业家依靠逐渐变卖他们的工业资产以满足工人对于涨薪的要求。[48]

在北平，劳工争端的问题如此突出，城市的10个区级政府召集来自很多不同企业的劳工和管理人员代表（包括面粉厂、铁厂、火柴厂、理发店以及三轮车与黄包车公司）开了一系列会议。政府代表宣布工资纠纷必须根据“劳资兼顾”的原则来解决。领导们还重申了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提醒在座各位该政策不包括清算斗争。[49]

根据上海市新市长陈毅将军之后的一则报告，仅上海一地在7月份就出现了2000多起劳资纠纷。[50]工人把之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年中劳工骚动时的策略都使了出来。他们参加罢工、消极怠工、静坐示威，还有各种对雇主的骚扰。《大美晚报》的伦德尔·古德被他的几个雇员锁在办公室里，直到他答应满足他们的工资要求才被放出来。从此他对共产党的管理不再抱有热情。不管雇主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上海的工人都要求提升工资、贷款、端午节奖金和增加遣散费。上海的新政权很少对其进行干涉，虽然北平和天津已经采用了新的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

像在第四章中提到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劳工骚动，是贯穿内战时期大多数时候经济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我们虽然不是完全清楚这是否是共产党的一个动机，但他们也许有意识地不在解放每个主要城市之后立即对劳工的要求严加约束，以免疏远连国民党都要试图抚慰的劳工。共产党自己在关于国统区劳工运动的主要政策声明中以及通过他们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都曾鼓励工人提出要求。这些要求与工人现在提出的要求没什么区别。在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解释的情况下，马上宣布工人必须停止争取利益很不合时宜，因为大家都认为解放理所应当带来这些利益。革命的口号很明确地鼓励劳动者有这样的反应。

这一情况当然同样与共产党管制劳动者要求的能力有关。张家口的经验和在东北反“左”倾运动都说明了，要想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满足至少三个条件：（1）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保证供应低价的必需商品；（2）由愿意并能够解释和实行党的政策的积极分子担当干部；（3）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劳工主力中的壮大。由于大部分城市在接收前后的经济混乱，当时严重缺少干部，挑选新干部时缺少甄别，对所有新来者的训练不充分，因此想要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立即让所有地区都充分满足前面提到的条件是不可能的。

这突出显示了在农村和在城市的反“左”倾运动的基本差别。在农村，党中央有意将土改运动推向过激以摧毁上层集团统治者和平均地权，直到达成了目标才会实行反“左”倾运动，这就代表真正的群众运动成功完成了。另一方面，在城市，党显然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容忍解放后短时期内工人的过激行为。由于在中国主要城市劳工运动相对发达，而共产党来到大城市后还未准备好，无法马上实行它的保护资本家生产不被城市无产阶级的要求所破坏的政策。

信任危机和其他问题

由于一些原因，上海在接收时期的经济混乱比别的地方要严重。早在1949年2月，《大公报》报道：大部分机器制造厂关门；由于缺少小麦，只有10%的城市面粉厂在运营；因为工资、电费和其他制造成本的上升，棉厂、纸厂和各种日常必需品的制造商在亏本销售它们的商品。[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