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第2/7页）

但工人们毫不畏惧，其他工人组织了一次支持电力公司罢工的抗议。2月4日，来自于上海40家工会——它们主要属于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和其他5个公共事业单位约100名的代表聚在一起，对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表示声援。第二天，政府资助的上海总工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了类似的集合。来自超过70个不同企业和行业的200多名工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表示完全支持上海电力公司工人。上海总工会主席周学湘宣布，上海电力公司工人的斗争为所有工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希望上海其他工会能支持电力公司的工人，帮助他们取得斗争的胜利。[13]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失败

很明显，政府在1946年初采取的强硬措施无法控制工人的骚乱，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由政府资助的工会领袖的讲话越来越像真正的工人代表，而不是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政治当局的代表。于是，政府在1946年4月制定了新政策，这一新政策一直延续到内战结束。与对学生毫不妥协的态度不同，政府现在对工人采取了一种更灵活的姿态。在削弱和压制工人运动的同时，政府也试图通过承认工人主要要求的合理性来安抚工人。新政策规定，工人每月的工资将按照战前（1936年）的水平乘以当前的生活费指数来计算。不仅如此，新规定的基本工资要高于“二战”前大部分工人的工资待遇。非熟练工人的基本工资相当于1936年熟练工人的薪资水平。熟练工人的工资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新规定的推出旨在让社会部能重新有效地控制工人。4月24日，行政院颁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所有劳资纠纷都必须提交政府仲裁。在进行此类仲裁之前，所有的工人罢工和管理人员停工都是被禁止的。仲裁委员会由9—15名成员组成，委员大部分是政府代表。政府宣称，许多经济诉求合理的劳动纠纷会被共产党的鼓动者所利用，因此这些举措是必要的。亲政府的报纸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大力宣传。不仅如此，社会部部长亲自到上海宣传政府的新劳工政策。[14]新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宣布，新市政府将采取措施，尽快解决劳动纠纷，但罢工工人和工人领袖将受到惩罚。

中国工会的解散

政府试图重新取得对工人的控制，这一计划中一个重要目标是破坏中国工会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政府逐步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工会的行动，这些行动的最终目的一开始并不明显。这类行动与政府镇压学生反战运动的方式十分相似：首先，地方官员会公然违反中央政府的政策对中国工会采取严厉措施；然后，中央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采取和地方当局相同的立场，并接受地方当局的处理结果。

1946年8月6日，大约200名武装警察和重庆总工会成员闯入并占领重庆中国工会的办公室及其三个附属机构——工人福利俱乐部、工人医院、工人文化宫。超过20名工会员工被逮捕。

政府在第二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重庆总工会的发言人指控中国劳动协会的官员腐败、管理不善、煽动工人罢工以及从事政治活动。但发言人拒绝公布与这些指控相关的证据。该发言人还声称，重庆总工会是代表重庆300万工人的合法组织，因此它有权接管中国劳动协会的办公室和下属机构。他声称接管行动得到了重庆市政府的批准，并以重庆总劳动协会的名义要求民众取消他们所在地的中国劳动协会办事处。[15]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河南省政府下令中国劳动协会开封办事处停止一切活动，将办公室、工人医院、职工食堂都转交给当地总工会。

随后，蒋介石在自己牯岭的避暑别墅会见了中国劳动协会的领导人朱学范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朱学范于9月12日返回上海，他宣布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蒋主席已下令恢复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办事处及其下属机构，被捕的劳动协会成员可以交保释放。第二天，19名被捕的工会成员获释，其他人仍然没有被释放。然而，到9月下旬，南京的社会部向省政府社会厅下达了以下命令：

中国劳动协会、中国劳工促进会、中国福利会、劳工问题研究会以及其他团体均为工人组织。其宗旨或在促进工人福利，或在研究劳工问题。然据报近期彼等团体一直从事违反政府命令和规定之活动，组织工人，煽动罢工。本部要求，任何业已向有关地方当局登记之工人团体……均应严格遵守政府法令，不得从事组织工人之活动，不得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有关当局应严密监视此等组织之举动，以防阻碍各地工会之发展。[16]

事情显然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央政府现在宣布重庆和开封地方当局对工会的取缔是合法的。中国劳动协会进行了“重组”，随后朱学范和劳动协会的秘书长被迫递交了辞呈。11月10日，朱飞往香港，随后又飞到巴黎，参加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香港期间，一辆汽车撞向他乘坐的人力车，他因此而严重受伤。普遍传言，这次“意外”是国民党特务在这个英国的殖民地针对朱进行的一次未遂暗杀。朱从欧洲返回后，并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政府在1947年3月宣布，在全国和各省建立总工会的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此后，全国总工会将取代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人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17]到这年夏末，政府宣布，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各省的总工会正式成立。[18]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无法清楚地解释中国劳动协会为什么被解散。据称，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各个方面“极大的震惊”，因为朱学范本身是国民党员，并且一贯支持政府的劳工政策。[19]朱学范曾是青帮的成员和杜月笙的“门生”。20世纪20年代，朱还是上海邮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在朱进入邮局工作后不久，他开始与他的朋友、上海邮政工会的一位组织者陆京士一起工作。在成为杜月笙的“门生”后，朱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在1928年被任命为国民党资助的上海市总工会的主席。

事实上，朱学范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至迟在1944年春已经产生了裂痕。当时，中国工人福利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政府为新机构的董事会指派了一批官员、社会工作者、劳工领袖，朱学范并不在最初任命的委员之中。1945年5月1日，政府召开了工人福利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大约2000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反对这一协会的成立。社会部约见了朱学范，并提醒他中国劳动协会必须服从社会部的指令。随后，政府要求朱在一封“悔过书”上签名，但被他拒绝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