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3]（第2/2页）

在寝室，学生被告之袭击正在进行，于是他们尽可能做好准备。一位中学音乐教师刚刚走出大学理发室，这时一枚手榴弹落在他跟前。他捡起手榴弹，显然准备扔回去，结果手榴弹在脱手前爆炸。在联大工学院，仪器被捣毁，一名教授遭到殴打。云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赶来救助伤员，但是入侵者堵住了去医院的路并袭击了一名送往医院的担架上的学生。闹事者直到下午5点后方撤离。包括那名女生在内的三名学生和音乐老师生命垂危。在手榴弹袭击中，一位男生失去了一条腿，至少十名其他学生受了重伤。

直到几个星期后，昆明的学府才重归平静。在这期间，死者被追认为烈士。他们的同班同学把大学图书馆清理出来一部分放置装殓的棺木。悬挂挽联，烧香供奉。棺木在图书馆停放了三个半月，学生们在这期间为能够获得在城市街道列队出殡的许可奔走。在这三个半月中，昆明接近一半的市民前来吊唁，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则出于好奇。

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内，昆明当局宣布两位复员士兵已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两人被立刻枪决。重庆和昆明的官员随后声称这两个人被共产党收买，在学生中制造事端，又提及昆明学生的反战运动系共产党煽动。[9]与重庆国防部有关联的某消息方称共产党“用金钱和地位贿赂歹徒，受雇者潜入神圣的学府，暗藏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酿成惨剧。”[10]

学生们不领情，认为审判和枪决（前者秘密进行）只不过是自我洗脱。有一种盛行的说法是，这两个人只是随便从当地监狱提出的犯人。学生普遍认为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李宗黄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对这起暴力事件负有责任。[11]因为多年前的一起事件，学生对李宗黄特别持敌对心理。作为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官员，他据说在昆明教育改革运动期间对一位学生梁元斌的死负有责任。

12月5日，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拟定了十一条要求作为复课的条件，这十一条要求可按基本目标分为三类。这三个目标为：立即结束内战；对“一二·一”惨案的彻底调查；惩办罪犯，包括罢黜和审判惨案的涉嫌组织者，即李宗黄和关麟徵。在这三个主要标题下的细节要求包括：成立联合政府；保护公民自由；杜绝随意的逮捕；撤回中央通讯社侮辱联大，称教授和学生为共产党员的表述；抚恤伤亡者。[12]

12月8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敦促学生结束罢课。在联大，学生直到12月26日才重新上课，依旧坚持认为他们的要求没有被满足。同时，随着事件始末的被知悉，全国掀起了声援的浪潮。到了1946年3月，学生被允许列队出殡的时候，全国的各城市和城镇为音乐教师和三名学生举行了追悼会。[13]

结局

如果11月25日集会真的是延安发出的指令，旨在挑起事端，损伤国民党的威信，那么这个计划彻底地成功了。极有可能学生中的亲共分子试图借助会议联络情绪，一致反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当时，延安在言论上非常鲜明地支持国统区的反战运动。也极有可能亲共学生利用了局势——由于当局不妥协以及11月25日会议初始混乱造成的局势。[14]但是“12月1日的凶手系共产党雇佣”的论调反而软化了对共产党应负责任的指责。没有人相信这一论调，甚至没有人试图将11月25日的开火归咎于共产党。此外，一个事实压过了事件后期陆陆续续传出的所有闲言碎语：反战情绪是真诚的，并且在昆明流亡学生和学者中广泛传播。不需要什么努力，就能让几千名学生和学者在11月25日集会上共聚一堂。

共产党给出强有力的观点——许多非共产党党内人士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写道：“我们不相信几个政治鼓动者就能够煽动超过一万的学生和教授采取一致的行动。假如他们这么容易受骗，为什么反战的广泛呼声没有被安插在每个校园内的特别行动人员遏制？”[15]学生和教授们支持抗议，希望能在政府和共产党的谈判期间，为社会上日益高涨的企盼和平解决的呼声增加一份力量。学生的抗议究竟有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不得而知。但是谈判中做出的1946年1月13日停火协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争端的抵触。

至于学生的第二个要求，只有部分实现。12月1日的受害者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是学生依旧相信，对这起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李宗黄主席和关麟徵总司令很快离开了昆明。因为负责云南公共秩序的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公开承认对事件负总责。但是密谋的细节，包括谁在策划和执行，则永远是个谜。李与关的离去也并没有使得昆明对于政府的反战批评者来说更为安全了。第二年夏天，闻一多和李公朴——两人都是民盟的积极支持者，在城市的道路上被“不明身份者”刺杀。

尽管如此，昆明学生的反战抗议作为第一次重要的学生反内战宣言，确实得到了全国的认可，获得了全国的知名度。学生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努力会激起当地当权者的如此反应。但是当局的反应直接造成运动的发展，并赋予它更深的政治含义。

由于中央政府当时正在削弱当地军阀以树立对云南的控制，“一二·一”事件同时也成为内战岁月中央政府必须承担最终责任的首桩事件。一位得以从彼时彼地的现场抽离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1945年12月，中央政府尚不能掌控其名下治理云南的人员。可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思路不是这样的。更普遍的观点是国民党当地代理人和支持者最终被委以全权按他们原先的惯例行事。[16]随着类似事件在全国继续发生，情况变得很明显：中央政府无能力，甚至无意愿控制其地方代表的行动。政府最后给予地方代表明确及具体的权力：用这种方式对付学生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