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第2/2页）

中华工业协会于10月25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协会执行委员会理事长讨论了上海地区的敌伪工厂的接收情况。会议报告称，其中一些工厂仍掌握在伪政府官员手中。[81]到11月下旬，全国工业协会和转移到四川的全国工业联盟向行政院提交了一份“最后的”请愿书，要求将没收的敌伪工厂交给那些真正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经济部的相关官员和上海地区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也收到了同样的请愿。工业协会之所以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是因为它受到了这样一条消息的刺激，48处最新接收的日伪资产即将被拍卖——这显然违反了政府规定的接收次序。[82]

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代表重庆中小企业的“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能做的只是提交一份书面抗议，再次描述西南地区企业面临的困境，并批评政府要为此承担责任。该联合协会指出，政府曾要求西南地区的中小工业停业转移，但在随后的转移中，并没有为这些企业提供过渡时期的资助，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不仅如此，政府本身开始涉足并垄断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这完全背离了政府之前宣布的政策。最后，政府对美国和巴西开放了鞋类、棉花、纺织设备的进口市场，国内同类产品的制造商因此而大量破产。[83]

终于，到4月，所有期待政府援助的幻想都破灭了。政府宣布，除了直接由政府机构管理的工厂，其他所有日伪工厂都将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尽管这些工厂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大部分购买者仍是留在占领区的人或通过暴利致富的人，因为从内地回到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几乎都已经破产了。[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