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者与战败者（第2/6页）

一些更加细心的人则对这一法令提出了许多批评。该法令的第四项条款引起了人们最大的质疑。这一条款规定：如果伪政府官员帮助过抗战，或者在任职期间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可以提出上诉，请求宽大处理。还不到一个星期，即使那些最初为这一法令叫好的人也承认，一些名声最坏的汉奸——几个月以前他们还是日本人忠实的代言人——突然之间变成了爱国者。他们声称自己一直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来帮助抗日运动。在向国民党当局付出一笔可观的金钱后，他们的说法往往可以得到证实。公众感到愤怒的是，越来越多的伪政府官员声称自己有过这种隐秘的爱国举动，并为国民党政府所承认。

该法令另一个引起争议的漏洞是，1945年8月10日之前投降的伪政府人员可以得到特别对待。批评者指出，没有人会一直等到8月10日才知道日本将会输掉战争。最后，人们批评该法令只是针对傀儡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放弃了对那些低层官员进行道德制裁。要知道，执行日本人的具体命令，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正是这些基层官员。在这一时期，尽管国民政府逮捕了包括周佛海在内的汪精卫政权的几个重要人物，但它并没有采取系统的努力，建立一个没有偏向性的专门法庭或官方机构，处理人们针对叛国者提出的所有指控。[16]

11月下旬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在上海、南京、广州，许多名声最坏的汉奸最终被捕，但在北方，没有通敌者被关进监狱。[17]在北方只有少数几个人被逮捕，更多从前替日伪政府工作的人被国民党委以同样重要的职务。例如，1934年至1941年期间担任福建省省长的陈仪被人指控曾和日本人合作过，战争结束后，陈仪并未接受任何处罚，而是被任命为台湾省省长。[18]日本投降整整两年之后，奉天（沈阳）一家非共产党报纸表达了这样的疑问：政府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惩处原伪满洲国政府的官员，反而让他们在国民党控制的东北地区担任重要的政治和行政职务？[19]

或许最让人反感的是政府重新任用伪军中的高级军事人员，他们曾帮助日本人直接和自己同胞打过仗。[20]原伪军头目中代表性的人物是李守信，他曾担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总司令。一份非共产党报纸指出，甚至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这一事件标志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开始——之前，李就投靠了日本人，他是第一批背叛国家、替日本人打仗的中国将领。[21]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李为他统率的第10路军的总司令。另一个伪军将领门致中被政府任命为第9路军总司令。另一个例子是李先良，李先良曾是青岛地区皇协军的一名军官。日本投降不久后，他被任命为青岛市市长。

另一个伪军将领是赵保原，1937年以前，赵就是伪满洲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将他调到山东。赵保原参加了日本对共产党游击队和支持他们的农民的“扫荡”行动。1944年，日本任命他为胶东半岛反共军的司令。日本投降后，赵保原逃往青岛。但不久之后，他回到了战场，被国民党重新任命为一支中国军队的师长。1946年6月，赵在青岛附近被共产党军队的一次伏击打死。另一个据称参加了声名狼藉的日军“扫荡”的伪军将领是王继美，1946年1月，他被收编为国民党部队。同年6月，他被共产党俘虏，以战犯的身份被审判和处刑。

姜鹏飞曾在大连和沈阳替日本人工作，他在河北东部帮助日本人组织伪军，并被送到日本进行进一步军事学习。战争结束后，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同样驻守在河北东部的新27军的指挥官。1946年3月，苏联军队即将撤离中国，姜鹏飞和他的部队被空运往东北的长春，负责接管这一地区。他的任务是整编伪满洲国的军队以及在东北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组织暴动。1946年9月10日，他在哈尔滨和李明信、崔大刚一起被处决，罪名是阴谋举行武装起义，企图重新夺回中国共产党占领的城市。据说在战争期间，李明信是日本人的特工，战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敌后战区工作委员会的一名军事专员。崔大刚曾多次变节投敌，既替日本人工作，也为国民党提供情报，在哈尔滨策划这次没有成功的阴谋期间，他的身份是国民党第6军的一名军官。在共产党占领的另一个城市张家口，人们发现了类似的阴谋，这一次被处死的反革命分子是刘建勋。刘曾在天津替日本人组建过一支特务分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马上将刘招入了自己的秘密警察队伍。[22]

根据何应钦将军的描述，日本指挥官冈村宁次在1945年11月底，正在进行“联络工作”。[23]南京的一家报纸指出，当冈村宁次在1947年2月返回日本时，政府显然并不认为众多中国人的死是他的责任。“我们不知道，”社论最后说，“政府是否会为冈村大将的离去举行一次盛大的欢送会。”[24]

但是很显然，并不只是国民党才在战后利用敌人的力量。周佛海在接受审判时声称，共产党的代理人曾提出让他直接指挥一支共产党军队，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当然，这一声明的内容很难得到证实。郝鹏举的例子则更加真实。他曾在汪精卫政府中担任过伪军指挥官。1945年以后，他投降了共产党，被任命为华中民主联军司令。在1946年底，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攻势达到高潮时，郝又改变了主意，率领自己的部队投向了政府，他的叛变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在苏北的地位。尽管如此，在战后与日本人和汉奸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党受到的指责要比国民党政府少得多，因为政府方面有太多得到确认的实例了。其结果是，在这一问题上，政府承担了公众大部分的不满情绪。

无论政府认为在与共产党人的冲突中，日本人和伪政府人员的帮助有多么必要，这种帮助以及政府获取这种帮助时对公众感受的忽视都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北平（1949年9月，共产党将这个城市的正式名称重新恢复为北京）一家报纸的一篇评论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我们无法掩饰对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轻蔑和愤怒。”这篇社论认为，数千名伪军对击败共产党起不到任何决定性作用。使用他们反而是对国家纪律和道德的一个重大打击。[25]针对这一问题，一家重庆报纸做出了类似的评论：

让更多人感到失望的是惩处汉奸的问题。的确，到目前为止，已经逮捕了一批汉奸，但平津地区的全部汉奸和叛国者几乎都没有受到惩处。大部分伪军都在“改编”后“恢复正常”，伪政府中的大部分人员也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南京和上海的许多叛国者脱下了原来的制服，很快就在其他政府机关找到了新的职位。要知道，这些叛徒一直受到人们强烈的憎恨。现在，胜利终于到来了，政府却没有马上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人们怎么能相信这个社会有公正可言呢？[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