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五章 大思辨=文艺复兴(第2/2页)

朱祁钰不住的点头,这是先儒,不是腐儒,先儒讲的大同世界,腐儒们站着喝酒长衫。

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走歪了,具体而言,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胡濙继续说道:“道家构建的大同世界是天放,无何有之乡,遂有至德之世。无为而治,天下泰安。”

“法家的大同世界是一断于法。”

“法虽然只能由君主制定,不过法一经制定,公之于众,不仅所有吏民要遵从,就是制定法的君主也要遵守。是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墨家的大同世界是人与人兼相爱,交相利,并以此为基础,一切尚同于天子。”

“在墨子的世界里,你爱我,我爱你,亲人之亲如己之亲,爱人之财如己之财,所有人生活在一片爱声之中。”

胡濙讲明白了诸子百家构建的理想国,大同世界的瑰丽。

法家更像是社会契约论的世界,墨家更像是一个博爱的世界,道家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世界,儒家则是王道乐土的世界。

管学则是各方面都沾了一点,不属于各方,更像是杂家,讲仁义高于利,又讲仁义基于利。

这些大同世界是诸子百家在血腥现实面前,总结出的政治的总体设计和战略目标。

胡濙感慨万千的说道:“所以,孔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文子、韩非子、商鞅对百姓流离,天下苦难,无不有一种追求,那就期盼圣人出,而天下治。”

“他们怒骂战国时的所有诸侯为率兽食人之辈。”

朱祁钰明白胡濙的意思,大同世界是思想家们的龙旗大纛,他们扛着龙旗大纛,批判君主,针砭时事,这是一种朝廷的自我调节。

诸多大同世界的理论,是一种精神和舆论制约。

在诸子百家的叙事之中,所描绘的圣主、圣王、盛世成了一面镜子,置于君主之旁,成为一种无形的理论制约。

这种理论上的制约,和六科给事中行封驳事,制度上的制约,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这种自我调节,正在逐渐失效。

朱祁钰摇头说道:“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人避实就虚,空谈大同,而不行大同之法,高举大同,却为一家之私利狺狺狂吠,毫无德行可言。”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苏平、苏正居然拿着为大明出生入死的夜不收获救消息,卖给了瓦剌的奸细,只为了区区三百两银子。

苏平、苏正皆为儒生,他们也是在举着大同世界的龙旗大纛,对皇帝口诛笔伐,说皇帝穷兵黩武。

他们真的关心百姓吗?不是,但是他们不过是为名,为利罢了。

大明出了问题。

胡濙说道这里的时候,表情戚戚,他无奈的说道:“天下并无圣人,陛下秉持公器,群臣如九窍,各司其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劝谏是必然的。”

“这种劝谏往往是失效的,比如稽戾王不顾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文臣武将的集体反对,执意亲征。”

“唉。”

在场的众人,无不叹息。

土木堡之变是鼎盛大明的一道深深的疤痕,即便是它愈合了,但是他带来的历史教训却是影响深远。

胡濙无奈的说道:“君主凌驾万物之上,士大夫行劝谏之事,往往拿不准主意,所以都会送到礼部,先把把关,这也是规矩之一。”

“凤阳诗社坏了规矩,朝中禁谈南迁、议和,他们摇唇鼓舌,制造风力,被陛下斩首,也是应当。”

苏平和苏正是因为把消息卖给了瓦剌的奸细,才被送去的解刳院。

朱祁钰十分郑重的点头说道:“进谏、纳谏,本君圣臣贤之良事,现在却成了朝中党争的工具,朕十分的痛心。”

胡濙十分认同的说道:“陛下,当初商鞅见秦孝公,秦孝公也不愿意采纳商鞅之法,就更法之事,甘龙、杜挚、公子虔与商鞅各持一说,数日之后,秦孝公才觉得商鞅之法更妥善。”

“梁惠王和齐宣王并不喜欢孟子的仁政说,但他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向孟子求教治国之术。”

“进谏与纳谏,无论哪家哪派都在提倡,进谏和纳谏便成为了公认的至德,并以此作为衡量贤主忠臣。”

“陛下,儒家走进死胡同了。”

儒家的经典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于谦、胡濙、丘濬、襄王、李宾言、徐有贞等等,不约而同的去其他诸子百家中,寻求解决之道。

于谦经常引用老子学说,讲外王内圣,讲百年树人,讲国家之制。

胡濙自认无德,直接说儒家走进了死胡同,再不变,大明亡于腐。

丘濬主张仁义基于利,襄王主张利柄轻重论,李宾言心怀宇宙,仰望星空,观望自然之道,总结了六等秩和四时之序。

徐有贞和陈镒,更像是墨者而不是儒者,他们对车驾被穷民苦力所坏,不以为意。

两个抠脚大汉,为了惓惓以生灵为念,跋山涉水,不讲斯文礼仪只讲工效。

正如朱祁钰所言,大明的儒教礼法出了问题,伴随着土木堡之变的大痛苦,必然有着大明朝的自己的大思辨。

中原王朝的大思辨,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大约性质相同。

只不过中原王朝的大思辨,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已经把大思辨认定为常事了而已。

朱祁钰明白了胡濙的意思,点头说道:“多一个选择,多一个道路,多一个参考,多一个角度,方能政通人和,有治平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