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南海铁道纪行（六）（第3/4页）

几个剃着板寸短发，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的归化民官员，正在码头上好像挑选骡马牲口一样，挑剔地检查着这些神情萎靡的奴隶，同时一脸不满地跟奴隶贩子压价——这些海商估计在贩奴的行当里也是新手，居然不知道要把奴隶“打扮”一下再出售。旁边还有一群同样半裸的奴隶，正在从进港的煤船上卸载刚刚从越南运来的精煤。炙热的阳光下，他们半裸的身子上全是黑乎乎的煤粉，和汗水黏成了一团，同样黑乎乎的破烂草帽和围在屁股上的布条是唯一的劳保措施。

等到一艘船上的货物被卸载完毕，监工们就会用棍棒把奴隶驱赶到别的地方继续干活，双方很少有语言沟通——临高穿越者元老院最初也是想要培训一批翻译的，谁知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虽然这些东南亚土著奴隶在中国人的眼里，看着都是一样的矮小黑瘦，好像都差不多。其实他们却是属于至少几十个不同的民族，彼此语言各不相同，而且谁也不知道贩奴船运来的下一批奴隶会是从哪个旮旯里抓捕的……所以奴隶营的监工们很快就放弃了任何文明管理的打算，从一开始就对奴隶执行棍棒教育，时不时给他们一顿暴揍——对于天性散漫的野人土著来说，这些皮肉之苦反倒是教会他们守规矩的最有效方式。

每完成一筐煤炭或其它货物的装卸，东南亚土著奴隶们就从归化民监工的手上拿一枚竹牌。想要吃饱饭就得完成工作指标，凑齐规定数字的竹牌。怠工的结果是吃不饱，第二天没力气干活，最后在重体力劳动下渐渐被饿死。拒绝劳动的奴隶则会被直接处决，尸体挂在奴隶营地的绞刑架上风干――直到有新的牺牲品被挂上去，或者腐臭得厉害，被医生认为有引发瘟疫的威胁为止。这是十七世纪全球通行的惯例。

虽然这样的场面如同人间炼狱，但不得不说，使用奴隶劳动真是比任何血汗工厂都要爽快。只要有足够的糖和朗姆酒用来跟各路海商交换奴隶，劳动力就不再是制约海南岛开发事业的短板。至于有多少东南亚土著奴隶会为此埋骨异乡……嗯，弄些外人来当替死鬼，总比让自己的人民去死来得强些把！

……

坐在干净整洁的车厢内，看着车窗外一幕幕脏乱嘈杂、令人不快的残酷场景，那几位临高集团的穿越者在以前或许还会有些不忍，到现在早就已经对此有些麻木了，索性拉上窗帘眼不见为净。

至于豪华餐车里的黄石将军，早已看惯了最残酷的杀戮和奴役，各式各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在辽东见了不知道多少。对此更是不会有什么反应。至于来访的“长州宿老”守随信吉，这位日本的“汉学家”虽然看着确实是文质彬彬，一副温和学者的模样，但他在日本列岛上挥师征战之时，各种劫掠村庄，焚烧城下町，对町人村民进行“乱捕”和“人猎”，或者酷刑虐杀敌军士兵的残忍之事，也从来都没有少做。

此外，日本那些金银矿山里的生存环境，恐怕也未必比海南岛这边的奴隶营好上多少。

而闯荡无限空间的马彤学姐，更是连丧尸满城、核弹灭世的炼狱级模式，还有中世纪黑死病的“死亡之城”噩梦场景都见过，与之相比，奴隶营的这点小场面，真的是完全算不得什么。

只有那几位“东林旅游团”的江南士子，一脸正气和不忍地对此议论纷纷，俨然一群人道主义斗士。

“……髨贼真是不仁不义，存心要败坏我中华声誉啊！行如此暴虐之事，居然还有脸自称大宋后裔？！”

“……史籍有载，华夏历代先贤圣人，皆以教化蛮夷为己任。我皇明自开国以来一向厚待四夷，薄来厚往，施恩于海外，就是为了宣扬我朝仁慈君子之风啊！髨贼僭号宋室苗裔，居然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这般苦役蛮夷，其手段堪称令人发指，哪有半点泱泱大国的礼仪风度？这是华夏之人应该做的事情吗？”

“……这狼子野心的髨贼，难道是要率兽食人吗？若能面见髨贼君王，吾等必要面唾之！”

……

虽然顾忌着车上的这许多“髡贼”，不敢说得太大声，但诸位“东林君子”还是压低了嗓门，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大肆抨击澳洲髨贼的“残暴无仁”、“结怨四夷”，好像他们自己个个都是乐施好善的大好人一般。

只有跟着这支不靠谱业余查案队伍从南直隶（当时的安徽江苏两省都被划为南直隶，河北省则是北直隶）一路行来的“无为幼虎”，队伍首领方以智新结识的朋友，表面上来自安徽无为州襄安县的缙绅之家，实际上却是魂穿的二十一世纪穿越者俞国振，对此忍不住听得直翻白眼。

——就算这些所谓“澳洲人”对待东南亚土著再怎么残暴不仁，好歹也是为了祸水外引，用外国人的骨头去填工业革命的血盆大口，让更多的中华百姓能够保住性命……而你们这些东林党的道德君子，整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到处喷人扣帽子，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又是如何对待大明朝的同胞百姓的呢？

毫不客气地说，在如今的大明朝，整个统治阶级的节操跟后世相比，可谓是空前之低下，官场上贪赃枉法已经成了常理，地方上则是豪强林立，乡村里到处是缙绅名流和“大善人”们建立的堡垒式建筑，每家每户都在蓄养家丁，时常伪装成土匪山贼互相攻杀，或者直接和那些正牌子的土匪山贼暗中勾结。

而普通的老百姓，则无论在哪里都是毫无人权的蝼蚁一般的存在。那些有功名的读书人若是看中了谁家的产业，只要随便丢几个小钱，甚至一文不给，就强行“买下”——在这个时候，法律和道德都是摆设。

面对着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还有官府的沉重盘剥——几乎所有的大户都一毛不拔，把赋税转嫁到穷人头上，直到把穷人逼死为止，在当时的整个明朝境内，自耕农早已成了珍稀保护动物，而且还在迅速灭绝中。即使没有绵延不绝的战乱，老百姓也甭想吃上几顿饱饭，充其量不过是可以太太平平的被饿死，遇到灾荒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也总算还有个逃荒出去卖儿卖女的出路，仅此而已。

说起来，崇祯年间全天下大部分佃农的日常生活水平，恐怕还未必比得上海南岛的奴隶营呢！

哪怕就是在地主大户之间，也是同样的不讲法律，只讲势力——大家要么走官方的路子，比谁的声望更大，靠山更厉害，能够调用朝廷的力量来打压对手。那些藩王、勋贵、部院高官之类的体制内人物，通常就是如此行事。因为大明朝的法理规矩，就是围绕着人家制定的。他们可是由国家作为打手，给他们撑腰。至于体制外的士绅，就只能凭着各自的势力打打杀杀。你的拳头大，你说话就好使。你能调用的人手多，你的地盘就占的多。你要是有能耐，也大可以直接发兵把仇家给灭族了，然后说对方全家死于大火或瘟疫，临死前将全部财产移交给你云云……只要靠山过硬、打点到位，理由再荒谬也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