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蜂人（第2/4页）

调查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老刑侦人员常有这样的经历：看似容易查证的线索会突然中断，看似山穷水尽时却突然蹦出一条线索。3天后，调查人已经来到冀中平原，坐在这位放蜂人的帐篷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闪烁着耀眼的金黄。至于寻找此人的方法，说穿了很简单。他们知道这些到处追逐花期的放蜂人一般都不自备汽车，而是把蜂箱交火车或汽车运输。于是，他们在本市联运处查到了浙江宁海桥头张树林在15天前所填的货运单据，便循迹追来了。

不过见面之后比较失望。至少，按中国电影导演的选人标准，这位张树林绝对不是反派角色。他是个矮胖子，面色黑红，说话中气很足，非常豪爽健谈。可能是因为放蜂生活太孤单了，他对两位不速之客十分热情，逼着客人一缸一缸地喝他的蜂糖水，弄得调查人老出外方便。帐篷里非常简陋，活脱一个21世纪的中国吉普赛。一只行军床上堆着没有叠起的毛毯，饭锅是用三块石头支在地上，摔痕斑斑的茶缸上保留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他的唯一同伴是他的小儿子，一个非常腼腆的孩子，他向调查人问声好，就躲到外边去了。

放蜂人的记忆力极好，20天前的往事像是照了相似的，记得纤毫不差。一看到那叠照片他就说没错，是有这么个人找过我几次，姓林，三十一二岁，读书人模样，穿着淡青色的风衣和银灰色毛衣，骑一辆嘉陵摩托，车牌号是京E00120。“我们俩对脾气，谈得拢！聊得痛快！”

问他究竟谈了什么，他说都是有关蜜蜂生活习性的，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调查人接受了这番速成教育，离开时已经变成半个蜜蜂专家了。老张说：蜜蜂靠跳“8”字舞来指示蜜源，“8”字的中轴方向表示蜜源相对太阳的角度；蜜蜂中的雄蜂很可怜，交配后就被逐出蜂巢饿死，因为蜂群里不养“废人”；养蜂人取蜜不可过头，否则冬天再往蜂箱里补加蜂蜜时，它们知道这不是它们采的，就会随意糟蹋；蜂群大了，工蜂会自动用蜂蜡在蜂巢下方搭三四个新王台，这时怪事就来了！勤勉温驯的工蜂突然变得十分焦躁，它们不再给蜂王喂食，并成群结队地围着它，逼它到王台中产卵，王台中的幼虫就是以后的新蜂王。新王快出生时，有差不多一半的工蜂跟着旧王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上抱成团，这时放蜂人就要布置诱箱，否则它们会飞走变成野蜂。进入新箱的蜜蜂从此彻底忘了旧巢，即使因某种原因找不到新巢，宁愿在外边冻死饿死也决不回旧巢，就像是它们的记忆回路在离开旧巢时卡查一下子给剪断了！这时旧巢中正热闹呢，新王爬出王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其他王台，把它咬破，工蜂会帮它把里边的幼虫咬死。不过，假如两只蜂王同时出生，工蜂们就会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安静地围观着这场决斗，直到其中一只被刺死，它们才一拥而上，把失败者的尸体拖到蜂箱外。“想想这些小生灵真是透着灵气，不说别的，你说分群时是谁负责点数？那么大的数可不好点哪，它们又没有十个指头。”

林达与放蜂人并肩立在如雪的杏花里，白色的蜂箱一字儿排在地头，黄褐相间的小生灵在他们周围轻盈地飞舞。它们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数学和化学，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有自己的语言和社交礼仪。一只孤蜂不能算是一个生命，它绝不可能在自然界存活下去。但蜂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产生一种整体智力。所以，称它们为“蜂群”不是一个贴切的描述，应该说它们是一个叫做“大蜜蜂”的生物，而单个蜜蜂只能算作它的一个细胞。智力在这儿产生突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林达对着养蜂人礼拜，林达对着蜂群自言自语，他说这些小生灵可以让我们彻悟宇宙之大道。他认真地追问老张，蜂群“分群”的临界数量是多少，但他又反过来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大略了解有这么一个“数量级”就行。放蜂的老张弄不明白这些话。

调查人员第二次听到“临界数量”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神秘，也多少带点危险性（他们都知道核弹爆炸就有一个临界质量）。但他们针对这个词的追问得不到放蜂人的响应。老张只是夹七夹八地扯一些题外话，他指着那张戴面罩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林先生特意给我照的，林先生说要寄到我家，不知道寄了没有。“本来不是取蜜期，他非要我戴上防蜂罩为他表演。他说我带上它像是戴上皇冠，说我是蜜蜂的神，蜜蜂的上帝。这个林先生不脱孩子气，净说一些傻话。”

调查人很敏锐，从这句平常话中联想到苏小姐说的“神经失常”，便掉头紧追下去。老张后悔说了这句话──他不想对外人讲说林先生的“缺点”。在再三追问下他才勉强说，对，林先生的确说过一些傻话。他说过，老张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你带它们到处迁徙寻找蜜源，你剥夺了它们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供人类享用，你帮它们分群繁殖，如此等等。但蜜蜂们能察觉这种“神的干涉”吗？当然这肯定超出它们的智力范围，但它们能不能依据仅有的低等智力“感觉”到某种迹象？比如，它们是否能感觉到比野蜂少了某种自由？比如，当养蜂人在冬天为缺粮的蜂群补充蜂蜜时，它们是否会意识到有一只仁慈的“上帝之手”？它们糟蹋外来的蜂蜜，是否是一种孩子式的赌气？“林先生把我给逗笑了，我说它再聪明也是虫蚁呀，它们咋能知道这些。我看它们活得蛮惬意的。不过，”他认真地辩解着，“林先生绝不是脑子有问题，他是爱蜂爱痴了，钻到牛角尖里了。”

调查人对谈话结果很失望，这条意外得来的线索等于是断了。他们曾把最大的疑点集中在“养蜂人”身上，但是现在呢，即使再多疑的人也会断定，这位豪爽健谈的张树林绝不是阴谋中人。两人临告辞时对老张透露了林先生的不幸，放蜂人惊定之后涕泪滂沱，连声哽咽着“好人不长寿，好人不长寿哇”。

调查人又到了北大附中，林达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来这里对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当时负责接待的教导处陈主任困惑地说，这次报告是林达主动来校联系的，也不收费。这种毛遂自荐的事学校是第一次碰上，对林达又不熟悉，原想婉言谢绝的，但看了那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证，就答应了。至于报告的实际效果，陈主任开玩笑说“不好说，反正不会提高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

他们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喊来了5个听过报告的学生，两男三女，拘谨地坐在教导处的木椅上。这是学校晚自习时间，一排排教室静寂无声，窗户向外泻出雪亮的灯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在远处的夜空中闪亮。学生们的回答不太一致，有人说林先生的报告不错，有人说印象不深，但一个戴眼镜女生的回答比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