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第3/5页）

他移居去的地方只有一家商店，一个铁匠铺，一座教堂和两家酒馆。在这里伯顿花了许多时间谈论政治，直起粗声粗气的嗓门大骂蓄奴制和奴隶主。他的声誉随之建立起来了，大家都知道他随身带着手枪，他发表的意见大家至少是没有异议地接受了。有时候，尤其在星期六晚上，喝了一肚子威士忌回家，耳畔还响着他自己激昂的夸夸其谈。然后，他重手重脚地推醒儿子。（这时孩子的妈已去世，还留下三个女儿，个个都有一对蓝眼珠。）“我要你学会憎恨两桩事，”他说，“不然我就狠狠地揍你一顿。那就是地狱和奴隶主。听清我的话了吗？”

“听清了，”孩子回答，“我怎么敢不听清呢。让我回到床上去睡觉吧。”

他绝不劝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不是传教士。遇事他总带上手枪，但除了有一回处理桩小事外都没有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差不多把全部精力花在自己的亲骨肉上。他对孩子们说：“让别人统统不知不觉地坠入黑暗的地狱吧。但只要我有举起手臂的力气，就要把仁慈的上帝灌进你们四兄妹的头脑。”这往往在星期日，这一天，孩子们都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不是印花布便是蓝色斜纹棉布衣服；父亲则穿上绒面呢的礼服大衣，臀部口袋里胀鼓鼓地别着手枪；他穿的有褶纹的无领衬衫由大女儿在每个星期六浆洗，浆洗得同她过世的母亲做的一样，几兄妹聚集在简陋整洁的门厅里，由伯顿展开那本一度烫金并用纹章装饰过的书，用他们谁也听不懂的西班牙语诵读。他一直这样做，直到他的儿子也离家逃走为止。

儿子名叫纳撒尼尔，出走时才十四岁，一去就是十六个年头，其间只托人捎回过两次口信。捎第一次口信时他在科罗拉多州，第二次在旧墨西哥，但无论在哪里他都只字不提在干什么。“我离开时他还不错，”捎信人说，这是第二个捎信者，时间是1863年，捎信人正在厨房里用早餐，彬彬有礼地快吞快咽。三个姑娘，其中两个大的几乎已长成人，在一旁伺候他；她们穿着质地粗劣却整齐清洁的衣服，手里捧着还未盛完的菜，温和地咧着嘴站在制作粗糙的桌边；父亲则正对着捎信人坐在桌子另一边，头支在独臂上。另一条胳膊两年前在堪萨斯战斗中丧失了，当时他是游击骑兵队的一员。而今他的头发和胡须都已花白，但他仍然生气勃勃，别着沉重的手枪。礼服在臀部翘得高高的。“他陷入了一点儿小小的麻烦，”带信人说，“但我最后一次听人说起他时还算不错。”

“麻烦？”父亲说。

“他杀死一个指控他偷了马的墨西哥人，你知道那些西班牙人对白人的态度，即使他们不杀墨西哥人，”带信人喝了一口咖啡。“但是我想他们也只好严厉一点儿，那个国家里到处都是些新来的人——太谢谢你了，”他说，当大姑娘重新往他盘里盛上几块玉米饼，“好——来一点儿，我够得着这香甜的饼——大伙儿都说那哪儿是墨西哥人的马，说那些墨西哥人从来养不起马。但我想那些西班牙人只得严厉点儿，因为东部人已经给西部带来了坏名声。”

父亲咕哝了一声。“我敢肯定。要是哪儿有麻烦，我敢说一定牵涉他。你对他说吧，”他大声忤气地说，“假若他甘受那些可鄙的胆小鬼欺骗，我会拿出当兵时的威风立即宰了他。”

“你告诉他回家来，”最大的一位姑娘说，“这才是你应当告诉他的。”“是是，唔唔，”捎信人说，“我当然要告诉他啰。我要往东去印第安那州耽搁些时候。可是我回去后很快就会见到他。我当然要告诉他。噢，对对。我差点儿给忘了，他要我告诉你们，女人和孩子都好。”

“谁的女人和孩子？”父亲问。

“他的，”带信人说，“我再次谢谢你们，大伙儿再见。”

他们见到他之前，还听人第三次说起过他。有一天，他们听见他在屋前大喊大叫，虽然还隔着一段距离。那是1866年，这时全家已经又一次搬迁，再往西去了一百英里。他儿子驾着四轮马车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跑来跑去，马车座位下像双旧鞋子似的摆着两皮袋子金沙粒、新铸的钱币和未曾加工过的珠宝玉器，他整整花了两个月才找到他们。他发现一处土墙小屋，门口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他叫喊着驱车上去。“那就是我父亲，”纳撒尼尔对坐在车座身旁的女人说，“看见了吗？”父亲虽然还不到六十岁，视力已经开始衰退了。等马车停住，几姊妹一股风似的叫嚷着拥向门口，父亲才看清儿子的面目。这时加尔文站起身，发出一声长长的吼叫。

“好啦，”纳撒尼尔说，“我们回家啦。”

加尔文全然不是在完整地讲话。他只是喊叫，咒骂。“我要狠狠地揍你一顿！”他吼道，“女孩儿们！范吉！贝克！萨拉！”几姊妹早已拥出来，像是突然拥到门边，迎着风的裙子像气球一样满鼓鼓的，一面尖声喊叫着，父亲发出的隆隆吼声高出了她们的喊叫。这时他把外衣——星期日穿的礼服，讲究的退休后穿的衣衫——敞开，伸到腰间去掏什么东西，那姿势和神态与他掏手枪时一般无二。但是他从腰间掏出的只是一根皮带，接着单手挥动皮带，掀开尖叫蜂拥的几个女孩子。“我还是得教训你！”他吼道，“教训你当初胆敢逃跑。”皮带在纳撒尼尔的肩头上落下两次，然后两人便扭在一起了。

这可以说是在闹着玩：一种无情的玩笑，板着面孔的笑容，两头狮子在抓斗，是否会抓伤却说不准。他们扭在一起，皮带被抓住了，他们面对面、胸对胸地站着：长者一张瘦削的灰扑扑的面孔，一双暗淡的新英格兰人的眼睛；年轻人的相貌一点儿不像他，长着鹰钩鼻子，嘻嘻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住手！”纳撒尼尔说，“难道你看不见对面马车里有谁在观看吗？”

直到这时，他们谁也没瞧瞧那辆马车。车里坐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父亲瞧了一眼那女人，却觉得没必要理睬那孩子。他望着那女人，下巴松垂下来像见了鬼似的。“伊万杰琳！”他说。她看上去酷似他去世的妻子，活像他妻子的妹妹。儿子差不多把母亲的模样忘得个一干二净，娶了一个几乎与母亲一模一样的女人做妻子。

“这是乔安娜，”他说，“这是加尔文。我们回家来结婚的。”

晚饭后，女人和孩子上床了，纳撒尼尔同家人谈话。这时大家围坐在灯下：父亲、几个姊妹，还有刚回家的儿子。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没有牧师，他解释说，只有神父和天主教徒。“因此，当我们发现怀上孩子了，她便开始嚷着要找个教士，而我也不想伯顿家生个异教徒。所以为了满足她的要求，我到处寻找。但出了一桩接一桩的事，我没法脱身去找牧师；不久孩子出生了，于是不用再着急。可她一直不放心，老叫着要找个教士、牧师什么的；在往后的一两年里，我听说在某一天能在圣菲找上一位白人牧师，于是我们便收拾行李动身去圣菲，赶到那儿却只见到牧师的马车驶走的尘影。这样一来，我们就等在那儿，等了两年多才在得克萨斯州碰上另一次机会。但这次不凑巧，我牵涉到帮几个别动队员的忙，处理一桩棘手的事，在那儿一些乡亲把一位代理人困在舞厅里脱不了身。所以，那桩事了结后，我们立即决定回家完婚，于是就回到了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