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 论

刚敲过十一点钟，职员先生们怕上司到来，都各自急忙回办公室。

每人都迅速看一眼不在班上时送来的材料，然后脱掉短礼服或长礼服，换上旧工作服，就去看左近的同事了。

主任科员博囊芳先生的工作间，很快就聚了五个人，每天的交谈又照例开始了，佩德里先生是个有条理的职员，他在寻找忘记放到什么地方的材料，而想当副科长的皮斯东先生，教育奖章获得者，正在一边吸烟一边暖和大腿。老缮写员格拉普老伯，也按照老传统，请周围的人吸鼻烟。还有办事员、论者拉德先生，这个爱嘲讽爱抗上的怀疑主义者，目光狡狯，手势干脆，以蝗虫一样的声音，正津津有味地激起同事们的气愤。

“今天早上有什么新闻？”博囊芳先生问道。

“老实说，什么也没有，”皮斯东先生答道，“报纸还是连篇累牍报道俄国和沙皇被弑的事件。”

讲条理的职员佩德里先生抬起头，以深信不疑的口气，一板一眼地说：

“我祝愿他的继任快快乐乐，不过，要我跟他交换位置，我却不干。”

拉德先生笑起来，说道：

“他也不干啊！”

格拉普老伯开了口，声调凄惨地问道：

“这一切，怎么才有个头啊？”

拉德先生打断他的话：

“永远也没有头啊，格拉普老伯。只有我们有头，说完就完了。自从有了国王，就有了弑君案。”

这时，博囊芳先生插言道：

“您给我解释解释看，拉德先生，为什么总谋害好国王，而不谋害坏国王呢？亨利四世，伟大的国王遭暗杀；路易十五死在床上。我们的国王路易-菲力浦，一生都是那些杀手的目标。据说，沙皇亚历山大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再说，不正是他解放了农奴吗？”

拉德先生耸耸肩膀：

“近来，不是还杀死一位科长吗？”

格拉普老伯每天都忘记头一天发生的事，高声问道：

“谁杀死科长啦？”

想当副科长的皮斯东先生答道：

“不错，您完全清楚，就是蛤蜊案件。”

格拉普老伯着实忘记了：

“不清楚，想不起来了。”

拉德先生帮他回忆这件事：

“嗳，格拉普老伯，您想不起来了吗？那是个职员，而且宣判无罪释放了。有一天，那个小伙子要去买蛤蜊当午餐，科长不准他去买；职员偏要去，科长就命令他住口，不准他迈出办公室一步；职员拒不服从，戴上帽子；科长扑上去，职员在挣扎中，将裁纸剪刀捅进科长的胸膛。怎么，小职员的生涯就这样断送啦！”

“这还是值得讨论的，”博囊芳先生振振有词，“职权也得有限度：一位上司无权规定我的午餐，控制我的胃口。他管我的工作，但管不着我的胃。真的，这件事很遗憾，但还是值得讨论的。”

要当副科长的皮斯东先生恼火地嚷道：

“照我看，先生，我认为在办公室里，当头儿的就是指挥官，就像船长指挥他的船一样。职权是不能分割的，否则就没法办事了。领导的职权是政府给的：他在办公室里代表国家，他的绝对指挥权是不容置疑的。”

博囊芳先生也发火了。拉德先生劝他们息怒，说道：

“我就料到了。一句话不对付，博囊芳就把裁纸刀捅进皮斯东的肚子里。国王也是一样。那些王公能理解哪种权威不属于老百姓。归根到底，就是蛤蜊的问题。‘我呀，要吃蛤蜊！’——‘你不能吃蛤蜊！’——‘偏要吃！’——‘不行！’——‘偏要吃！’——‘不行！’结果，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国王送了命。”

这时，佩德里先生又重申他的看法：

“不管怎么说，当君主这行，今天没有多大意思。就跟当消防队员似的，同样不是开心的事！”

皮斯东先生平静下来，又说道：

“法兰西消防队员，也是国家的一份光荣。”

拉德先生赞同道：

“消防队员，对，但不是指消防水车。”

皮斯东先生为消防水车和组织机构辩护，他还说道：

“况且，这个问题已经开始研究了，已经引起普遍关注；时过不久，我们就会有办法同手段协调一致。”

然而，拉德先生却摇了摇头：

“您这么想！啊！您这么想！跟您说吧，先生，您错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在法国，体制是不变的。美国体制在于蓄水，蓄大量的水，蓄水成河；好家伙！真够狡猾的，手头掌握大海大洋来灭火灾。法国则相反，全凭主动性，全凭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没有水，没有水泵；什么也没有，只有消防队员，而法国体制就在于烧烤消防队员。这些可怜的家伙，真是英雄好汉，抡着斧头灭火！想一想吧，比美国高明多少啊！……再者，每回有人受烘烤，市议会就议论，上校谈论，议员也发表看法；大家讨论两种体制：蓄水还是创见！一位名人在受难者的墓前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是永别，消防队员，而是再见……’”

“在法国，先生，就是这么干的。”

可是，谈着谈着，格拉普老伯却忘了谈什么，他问道：

“您讲的这句诗：‘不是永别，消防队员，而是再见……’，我在什么地方看过呢？”

“是在贝朗瑞（注：贝朗瑞（1780—1857），法国著名的民主主义诗人。这句诗并非出自贝朗瑞，而是在1881年3月9日巴黎春天百货商场失火以后，消防队的上校为一位殉职的消防队员致悼词中的结束语。此处是对贝朗瑞的讽刺。)的诗集里。”拉德先生严肃地答道。

博囊芳先生断了思路，叹道：

“春天百货商场那场火灾，也真是一场劫难！”

拉德先生又说道：

“现在，大家可以冷静地（并非文字游戏）谈论了，我想，对那家商场经理的口才，我们有权提出点异议。据说，他是个正派人，这我不怀疑；说他是个机灵的商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说他能言善辩，我却不以为然。”

“为什么这么讲呢？”佩德里先生问道。

“因为，打击他的这场巨大灾难，如果说没有引起所有人对他的同情，那么，对他为消除职工的担心而在帕利斯的讲话，大家却怎么也笑不够。他对职工们大致这么说：‘先生们，你们不知道明天拿什么吃晚饭吗？我也同样不知道。噢！我哟，可真叫人可怜。幸而我有朋友。有一位朋友借给我十个苏，好买支雪茄（到了这种地步，就不能抽伦敦烟了）；另一位朋友给我一法郎七十五生丁，让我乘坐出租马车；第三位富有些，借给我二十五法郎，让我到美花坛服装店买一件礼服。‘不错，我呀，春天商场经理，到美花坛服装店去购物！我从另一个人手里拿到十五个苏买别的东西；我连雨伞都没有了，就用第五笔借款，花五法郎买了一把羊驼毛的晴雨两用伞。还有，我的帽子也烧掉了，但不愿再借钱，就拾了一顶消防头盔……喏，就是我戴的这顶！大家都照我的样子做吧，有朋友就找朋友帮忙……而我呢，可怜的孩子们，大家都看到了，我背了一身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