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2/5页）

“你怎么知道？”

“你去算帐时，叶子让我看的。”

嘉和一下子从被窝里挺出了上半身，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你看到什么啦？”

嘉和扑通又倒回被中。嘉平突然大悟，狠狠踢大哥一脚，说：“大哥十分下流！”

嘉和脸鲜红，嘴里咕俄，“我以为……我以为……”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头就钻进了被窝，他不知不觉地便深感自己的确十分下流了。

他的小他一日的大弟此刻却兴奋起来，又踢踢嘉和的脚说：“大哥，大哥，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可不许和别人说。”

两兄弟都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拉了勾。嘉平才说：“那日我路过叶子房间，富没关紧，我见叶子洗澡来着。”

嘉和一下子又全绷紧了，呼吸紧迫起来。

“只看到半个背，光溜溜的，像把团扇。”

“别的你都没看？”

“有啥好看的。”嘉平大大咧咧地伸个懒腰，“孔子曰，非礼勿视。”

“你也知道孔子？”

“怎么不知？还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看叶子这个女人多难养，流那么些血，妈还说该流，不该吃云南白药。”

“你懂什么！那是天癸。”

“什么天癸地癸，不吃药，光流血，流死了怎么办？”

“不会死。”嘉和便宽他弟兄的心，“妈说叶子长大了还要做我们的媳妇呢。”

嘉平一听叶子果然很安全，便也不急了，打个哈欠要睡，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跳起来说：“叶子得给我做媳妇！”

“为什么？”嘉和愕然。

“我得跟她去东洋看看。我早想去那儿看看的，坐着大船去。”

“那我呢？”嘉和很生气，“我也想坐大船的。”

嘉平一听，叹口气，又把手从被窝里伸了出来，说：“那就‘石头、剪刀、布吧’。”

这是他们兄弟俩解决问题的一贯方式。每当这种多少带有赌徒心理的抉择摆在他们面前时，嘉平总会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次也不例外。嘉平三局二胜，未来的东洋媳妇归他了。他心满意足，倒头便睡，不一会，便有了轻微的鼾声。

那另一位早熟的少年却彻夜难眠。他无法排斥自己去想象那个如一把团扇般的女孩的脊背，这种偷偷摸摸的想象有一种犯罪的愉悦。天快亮时，他睡着了，他梦见一位穿和服的少女，手里拿着一把团扇，朝他一扫，便消失了。

从第二天开始，他便不能够和叶子正常说话了。叶子身上的一切都叫他激动。她低头时毛茸茸的发根；她面对阳光时极薄的半透明的耳廓；她盛饭时跷起的小手指；她说话时嘴角下方极小的酒窝；甚至她身上定时散发的稀薄暧昧的血腥气。

叶子似乎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她依旧和从前一样地与这兄弟俩交往。只是她的身体却开始圆润起来了，面部有了少女的光泽。嘉和鬼鬼祟祟地细心观察着叶子的动静的时候，叶子渐渐地发现，从前那个沉静平和的大哥，现在对她越来越古怪冷漠了。她一走过去，他就心烦意乱，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少男少女们惯有的矫揉造作。他们仿佛同时开始踏进了成人世界，却把嘉平一个人，扔在儿童时代里了。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却改变了东方一个小小茶叶家族的人们的命运。1914年，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重要航运水道——巴拿马运河，已经全线凿通。美国政府，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建成，决定于下一年5月在旧金山市举办“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国民政府，为此成立了“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出生在浙江青田的陈统担任了局长，他点名请了他的浙江老乡沈绿村，作为代表团二十个成员中的一个。

此次赛会规定，展出物品的评奖标准，一是质量，一是数量。而每一类物品则只能发一个大奖。

中国的参赛品种虽然很多，但斟酌来去，最可胜者，为丝、茶两项。而此两项间，丝质虽极佳，然制作却不及法国与意大利精美，唯有茶叶一项，尚有在世界称雄之可能。

丝绸业出身又混迹于政坛的沈绿村，便这样出现在杭州忘忧茶庄的大门口。

沈绿村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中国男人：要他动怒，就像要他狂喜一样艰难；而他的颓丧，就像他的激进一样罕见。连推翻清政府这样大的事情，也仿佛是他和他的父亲在命运这架算盘上精打细算出来的。既然大清朝必倒无疑，既然中华民国必然万岁，干嘛不跟着“万岁”跑呢？出大钱资助革命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谁做生意不舍得下大本钱，谁就成不了大气候，而沈绿村是决定要成大气候的。因为无论他的父亲还是他父亲的父亲早就成为江南丝绸业的基石之一，作为一个长子，他别无选择。

虽然他从小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但他骨子里透出来的精明使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赵寄客式的侠客式人物，或者有杭天醉式的道家风骨。简单地说，他就是个生意人。虽然他留学法国，跟随中山先生多年，虽然他架金丝眼镜，拄文明棍，穿西装，系领带，虽然他通英语、法语和日语，但文化知识，对他并无感化作用。他仿佛天生的不知廉耻；也无法体验背叛的羞辱和灵魂被抛弃的恐惧。这一切足以使人格分裂的人性基因，沈绿村都没有。他性格统一，意志坚定，温文尔雅，寡廉鲜耻；他是一个没有性情的人，无论真性情假性情，通通没有。

因此，他便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乏味的人物。他不抽鸦片，不喝酒，不看闲书，不嫖女人，冷静地沉着地朝金钱和权力的既定目标前进。当人们为他的投靠袁世凯丽大吃一惊时，他却在为人们的大吃一惊而暗自冷笑。他认为世上只有两种人——生意人和非生意人。这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意人看得见每个人身后的利益的影子，而非生意人看不见。他们的生活，就像盲人瞎马一样地受制于不可知的命运。

鉴于这样一种把非生意人在智商甚至种类上看贱的视角，他对他们又不免滋生一种优越的泛泛的怜悯。因此，他从来不在骨子里生杭天醉和赵寄客的气。在他看来，杭天醉只是一个没有头脑只有心肝的胆小鬼，而赵寄客则是一个头脑和心肝里都埋着炸药的莽撞汉——总有一天，炸药会把他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烟消云散。

他倒是生过绿爱的气，那是因为亲情，他们毕竟还同着一个父亲，但是绿爱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忽冷忽热的神经质的女人罢了。

他们这些人，全部加起来，统统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他从北京回到杭州时心情平和，从容不迫。先回到珠宝巷，梳洗干净，吃午饭，再午睡，让仆人准备好礼品。然后，下午起来，套上了铁灰色缎面的灰鼠皮袍，头戴黑呢礼帽，架金丝夹鼻眼镜，从容不迫地看了怀表，不多不少，正好二时半，这才笃笃定定地坐上人力车，向羊坝头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