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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拉里纯属巧遇。我曾向伊莎贝尔打听，但她说从拉波勒回来后，就很少见到拉里。她和格雷已认识不少同辈的朋友，因此经常参加聚会，比以前四人出游的那段美好日子更加忙碌。有天晚上，我到法兰西剧院欣赏《贝芮妮丝》。我虽读过剧本，但未看过舞台演出，而且机会难得，不愿就此错过。这称不上拉辛最好的作品，题材太过单薄，难以撑起五幕，但剧本写得十分动人，几个桥段相当脍炙人口。故事是根据史学家塔西佗的短文写成的：泰特斯疯狂爱上了巴勒斯坦女王贝芮妮丝，甚至答应与她结婚，却为了国家大事，于登基首日辜负了自己和贝芮妮丝，送她离开罗马，只因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坚决反对皇帝与异国女王联姻。此剧着重于泰特斯面对爱情与责任，内心陷入天人交战。他犹疑不定，最终贝芮妮丝确信他爱着她，决定支持他的前程，便永远离开了他。

我猜，也许唯有法国人能充分欣赏拉辛作品的文采和音韵，但即使是外国人，一旦习惯官腔矫饰的风格后，也会被他的浓情蜜意和崇高情感所打动。少有人像拉辛如此懂得人声蕴藏的张力。对我而言，这些圆润悦耳的亚历山大诗体足以取代舞台动作，我也发觉长篇独白是以卓越技巧推向高潮，不亚于电影中那些精彩镜头的惊心动魄。

第三幕演完时中场休息，我独自到大厅抽烟。大厅上方，雕塑家乌东所刻的伏尔泰俯瞰着下方，咧着无牙的嘴，露出讽刺的微笑。此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正回味着剧中铿锵诗句带来的震撼，因而略微不悦地转身，没想到面前竟是拉里。一如往常，我高兴极了，上回见到他已是一年前的事。我建议看完这出戏后，一起去喝杯啤酒。拉里说没吃晚餐，正饥肠辘辘，便提议去蒙马特。我们分头看完后才碰面，一同走出剧院。法兰西剧院有着特殊的霉味，混杂着一代代负责带位的女子的体臭。她们往往不洗澡，板着脸孔，带好位之后，便脸不红气不喘地站在旁边，等着收客人的小费。因此，出了剧院首先要呼吸新鲜空气。那天晚上天气宜人，我们便走路过去。歌剧院大街的弧光灯大肆照耀，天空星斗好似不屑与之争锋，都把锋芒藏于无边无尽的黑暗中。我们边走边讨论刚才的戏剧。拉里颇为失望，觉得演技可更自然，诗句应宛如说话，动作则要减少夸张。我无法认同他的观点。这出戏以华丽辞藻见长，因此台词读起来理应浮夸。我喜欢演员每逢韵脚时要故意顿一下，同时搭配着优美的身段，这样悠久的传统承袭至今，适合这类偏重形式的艺术风格。我不禁猜想，拉辛也会希望这出戏如此搬演。我向来佩服演员能在重重限制下，尽力演得真实、热情又有人情味。艺术若能利用传统形式来实现其目的，即为艺术的胜利。

我们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布格哈夫餐厅。午夜刚过，餐厅挤满了人，但我们找到一张空桌，点了两份火腿蛋。我告诉拉里，最近见过伊莎贝尔。

“格雷应该很高兴能回美国，”他说，“他回到那里才会如鱼得水，除非重新开始工作，否则他快乐不起来的。他以后肯定会赚很多钱。”

“果真如此，那就是你的功劳了，他不但身体康复了，心病也一并治好，你帮他找回了自信。”

“那都是小事，我只是教他怎么自愈。”

“那你是怎么学会这种小事的？”

“凑巧吧。我之前在印度失眠得很严重，刚好跟一个老瑜伽行者提起来，他说马上就能帮我治好。他那套方法你已见过了，我在格雷身上如法炮制。那天晚上，我一夜好眠，好几个月都没睡得这么舒服。后来大概过了一年，我跟某个印度朋友去爬喜马拉雅山，他不小心跌伤了脚踝，但临时找不到医生，他又痛得不可开交。我就尝试那个瑜伽行者的方法，没想到竟然有效。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他完全不痛了。”拉里笑起来，“我可以保证，我比谁都惊讶，真的没什么秘诀，只是把念头灌输到病人的脑袋里而已。”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你的手臂自己从桌上抬起来，你会很吃惊吗？”

“当然会。”

“没错。我们一回到文明世界，那名印度朋友就四处张扬，还带领其他人来看我。其实我当时很排斥表演给他们看，毕竟还不大清楚其中原理，但在大家的坚持之下，我也只好照办。不知为何，他们的病痛竟然全缓和了，我发现这套方法除了止痛，还能驱除恐惧。说也奇怪，许多人都饱受恐惧的煎熬。我不是指害怕身处密闭空间，或者害怕站在高处，而是害怕死亡，更惨的是害怕人生。他们多半看起来非常健康，生活富足且无所牵挂，却被恐惧折磨。我有时会觉得，这是最让人困扰的情绪，我一度自问，这是否植根于深沉的动物本能，自从远古先祖首次感受到生命的颤动后，就代代遗传了下来。”

我听着拉里的分享，内心充满期待，他很少说这么多话。我隐约觉得，这回他总算愿意谈心了。或许方才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压抑。演员嗓音抑扬顿挫、节奏明快，如同音乐般，让他摆脱了天生的拘谨。忽然间，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大对劲。拉里方才半开玩笑的问题，我压根儿没有多想，如今却发现手不在桌上，反而已抬离桌面一英寸左右。我大吃一惊，盯着自己的手，发现它微微颤抖，胳膊神经有种诡异的刺痛，抽动了一下，整只手和前臂便自动抬了起来，我既未出力也没抗拒，直到手臂离开桌子有几英寸高，接着完全高举过肩。

“这太奇怪了。”我说。

拉里笑了笑。我把注意力稍稍集中，手臂立即落回桌面。

“真的不稀奇，”他说，“别把它当回事。”

“你刚从印度回来的时候，跟我们提到过一位瑜伽行者，是他教的吗？”

“不是，他很讨厌这种事，我不晓得他相不相信自己有部分瑜伽行者所说的能力，但他认为施展这种能力十分幼稚。”

我们的火腿蛋送来了，因此立刻大快朵颐起来，同时喝着啤酒，没说半句话。我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我自己则在思考着他说的话。餐后，我点了根烟，拉里则燃起烟斗。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去印度？”我蓦然问他。

“凑巧，至少那时是这么想。现在我倒倾向于认为，这是在欧洲住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凡是对我有深远影响的人，几乎都是碰巧遇到的，但回想起来，却好像命中注定，仿佛全是在我需要他们时出现的。我之所以去印度，是因为想好好休息，因为工作得太累了，想把思绪整理整理。我后来在环游世界的渡轮上，找了份打杂的工作。渡轮往东方行驶，通过巴拿马运河，再前往纽约。我当时有五年没回美国了，所以非常想家，但是相当沮丧。很多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初次见面，你也晓得那时我有多么天真无知。我之后到欧洲读了各式各样的书，见了不少世面，但是离心中追求的目标还是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