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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之后，我们经常见到拉里。接下来这个星期，他每天都来，单独与格雷关在书房半小时。他总面带微笑地说自己在“说服”格雷赶走偏头痛，格雷也逐渐对他百般信任。格雷没有多说什么，但我感觉到拉里也在设法让格雷恢复自信。过了十天左右，格雷的头痛又发作了，碰巧拉里得傍晚才会来。这次不算严重，但格雷如今十分相信拉里的特殊能力，认为只要找得到他，几分钟就能治好头痛。但他们不晓得他住哪里，伊莎贝尔打电话问我，我也爱莫能助。众人终于等到拉里，帮助格雷缓解了头痛。格雷问起他的住址，以便有急事能立刻找到他。拉里笑了笑。
“打电话给美国运通留言就好，我每天早上都会打过去。”
伊莎贝尔后来问我，为何拉里不透露自己的住址。他过去也曾这样神秘，结果不过就是拉丁区的三流旅馆，并无不可告人之处。
“我实在弄不明白，”我回答说，“我只能胡乱猜测他的理由，说不定根本就没什么。或许他生性古怪，除了热情有所保留，住处也有所保留。”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她不悦地大声问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固然平易近人，态度和气，但总有种疏离的感觉，好像没有开诚布公，把心事藏在灵魂某个角落。我也说不上来这疏离感是从哪儿来的，是来自他的焦虑、秘密、抱负，还是学识呢？”
“我跟拉里认识一辈子了。”伊莎贝尔不耐烦地说。
“有时候，我觉得他像是一流的演员，明明在参与一出烂戏的演出，却把自己的角色演得无懈可击，好比爱莲诺拉·杜丝在《女店主》里的精湛演技。”
伊莎贝尔听了沉思半晌。
“我懂你的意思了。大家玩得很开心，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但忽然间，你发觉他好像一圈烟雾，让人抓也抓不着。你说说看，是什么原因让他变得怪里怪气的？”
“也许原因稀松平常，所以才不会注意到。”
“比方说？”
“这个嘛，可能是上帝吧。”
伊莎贝尔眉头皱了起来。
“可以不要说这种话吗？听了怪不舒服的。”
“你是说有点心痛吗？”
伊莎贝尔盯着我瞧了好一会儿，好似在读我的心思。她从桌上取了支烟点燃，身子靠在椅背上，望着烟雾袅袅升空。
“你要我先离开吗？”我问。
“不用。”
我默不作声，静静凝视着她，欣赏她鼻子和下颚的优美线条。
“你是不是深爱着拉里？”
“你真是猪头啊，我这辈子从没爱过别人。”
“那为什么要嫁给格雷呢？”
“我总得嫁人呀。格雷追我追得痴情，妈妈也要我嫁给他。大家都说，我本来就该解除跟拉里的婚约。我很喜欢格雷，现在还是喜欢他。你不晓得他有多体贴，全世界应该没有比他更温柔贴心的人了。他看起来脾气很差吧？可是，他对我却是百依百顺。我们还有钱的时候，他老是问我想要什么，然后就买来送我，完全乐在其中。我有次说，如果我们有艘帆船，就能环游世界了。要不是后来经济大萧条，他一定也会把船买来。”
“人也太好了，听起来好不真实。”我说。
“我们的生活曾经非常美满。我这辈子都会感谢他，给我幸福的日子。”
我看着她，不发一语。
“我想我不是真的爱他，但就算没有爱情，生活还是过得下去。我内心渴望的人是拉里，但只要没见到他，我就不会心烦。记得你跟我说过，只要隔着三千英里的大洋，爱情带来的痛苦就不难忍受了，对吧？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好酸，但是后来想想还真有道理。”
“如果你看到拉里就心痛，那不要跟他见面不就好了吗？”
“但是痛归痛，却又很高兴啊！而且你也晓得他的个性，他哪天心血来潮就会忽然消失，好比太阳下山后没半个人影，得隔好多年才会再见到。”
“你没想过跟格雷离婚吗？”
“我没有理由跟他离婚呀。”
“但美国女人真要有心离婚，这应该成不了借口吧。”
她笑了笑。
“你觉得她们为什么要离婚？”
“你不知道吗？美国女人对丈夫的那些要求，英国女人只会拿来要求管家。”
伊莎贝尔把头向后一甩，我还真担心她扭到脖子。
“只因为格雷不太会说话，你就以为他一无是处吗？”
“你搞错了，”我立即插话，“我觉得他的举动很感人，又懂得爱人。只要看他望着你的表情，就晓得他对你用情多深。他也比你更爱孩子。”
“我猜你要说我这个母亲当得很差劲。”
“正好相反，我觉得你是很棒的母亲，把女儿带得又乖又快乐，也留意她们的饮食和如厕是否正常；你教她们要守规矩，读书给她们听，也教她们如何祷告；她们生病了，你也立刻请医生，而且细心照顾她们。只不过你不会像格雷那样，把她们捧在手心里。”
“本来就没必要啊。我是普通人，也把她们当普通人看待。做母亲的把儿女当作人生唯一重心，对孩子有害无益。”
“你说得很有道理。”
“她们一样很崇拜我。”
“这我也发现了。她们把你当成榜样，优雅、美丽又气质出众。但是，她们跟格雷在一起时比较轻松自在。她们确实很崇拜你，但她们最爱格雷。”
“他的确讨人喜爱。”
这个回应很巧妙。伊莎贝尔的一大优点是，即使赤裸裸的事实当前，也不会恼羞成怒。
“经济大萧条后，格雷受到很大的打击，接连几个礼拜都工作到深夜。我常在家里等得胆战心惊，生怕他会因为觉得无地自容，就往自己脑门开一枪。你也知道，大家原本很信赖他们父子，从没怀疑过他们的诚信和判断力。我们把自己的钱赔光了倒还事小，他最耿耿于怀的是，那些信任他的人也赔得很惨。他自觉早该看出征兆才对，所以十分自责，我怎么劝他都没用。”
伊莎贝尔从包包里取出一支口红，涂了涂嘴唇。
“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大萧条过后，我们的财产只剩农场，我觉得格雷要离开芝加哥才有机会重新开始，所以我把孩子交给妈妈，跟他一起去农场住。他很喜欢那里，但我们从没单独去过，以往都会带一大群人，玩得非常尽兴。格雷的枪法很准，但当时没心情打猎。他以前常独自搭小船到沼泽，花好几个钟头观察野鸟。他时常在小河里划来划去，两边是浅灰色的蒲草，抬头就是蓝天。有些日子，那些小河蓝得好像地中海。他每次回来话都很少，只说那里很美妙，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感受，大自然的美丽、辽阔和幽静深深打动了他。日落前一刻，沼泽上的光线实在迷人，他常站在那里凝望，内心幸福无比。他也会骑马骑得老远，跑去一些荒凉偏僻的树林，宛如梅特林克戏里出现的场景，灰暗又寂寥，甚至带有几分诡异。每逢春天都有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山茱萸盛开，橡树抽新芽，嫩绿的叶子伴着西班牙苔藓，好不欢乐，地上还铺满了白色的大百合和野生杜鹃。格雷说不出内心的感受，但想必是深受感动，他整个人陶醉在宜人的春光里。唉，我晓得自己讲得乱无章法，但是看见格雷这个大块头，竟受到这般纯洁美好的情感所鼓舞，让我高兴得都想哭了。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格雷当时想必离他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