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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总会有许多自给自足的圈子，彼此不相往来，自成一个个小世界，仿佛是一座座孤岛，隔着无法横渡的海峡，成员相互依赖，过着自己的日子。依我个人经验，巴黎尤其如此：上流社会排挤外人，政客待在腐败的政治圈，有产阶级彼此来往，作家和作家聚会（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文学家纪德在日记里提到的他亲密交往的对象，几乎无不依循他自己的志业），画家和画家交流，音乐家和音乐家来往。伦敦也有此现象，但物以类聚的情形较不明显，许多家族的宴席上，可同时见到公爵夫人、女演员、画家、议员、律师、裁缝师和作家。

而因缘际会之下，我在巴黎的所有圈子都短暂待过，甚至多亏了艾略特，还得以一窥圣日耳曼大道的封闭社会。然而我最钟情的，不是现今福煦大街一带拘谨矜持的社交圈，也不是展现各国风情的拉吕饭店和巴黎咖啡馆，更不是喧闹脏乱的蒙马特，而是蒙帕纳斯大道附近的中心地带，我还年轻时，曾在贝尔福狮咖啡馆附近的小公寓六楼住过一年，那里视野辽阔，能眺望整片公墓。对我而言，蒙帕纳斯仍保有近郊小镇的几分静谧。我行经阴暗狭窄的奥德萨街时，往往感到一阵惆怅，想起当初经常聚餐的那家简陋餐馆，其中有画家、雕刻家、插画家，如果不把偶尔才会现身的阿诺德·本涅特算在内的话，我就是唯一的作家。我们多半待到很晚，时而兴奋，时而嬉笑，时而愤怒地讨论绘画和文学。如今我仍喜爱沿着蒙帕纳斯大道散步，观察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想着自己也曾如此年轻，并在心中杜撰他们的故事。倘若闲来无事，我便会搭出租车前往圆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不比当年，不再是文艺青年专属的聚会场所。如今，附近商贾经常光顾，塞纳河对岸的陌生人也会慕名而来，然而过去那段岁月已不复存在。当然，许多学生仍旧常来，也不乏画家和作家，但多半是外国人。在咖啡馆内，鼎沸的人声不再以法语为主，还有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但我老觉得，他们的话题跟四十年前其实大同小异，只是谈及的画家从马奈变成了毕加索，作家则从阿波利奈尔变成了布荷东而已。这些真是让我神往啊。

我来到巴黎两周后，某天傍晚又来圆顶咖啡馆小坐。由于露台上挤满了人，我只得在前排找张桌子坐下。当晚天气和煦，梧桐正冒出新叶，四周弥漫着巴黎那闲适、轻松又欢快的气息。我当下相当平静，并非慵懒之感，反而有些兴奋。忽然有名男子经过我面前，停下来咧嘴对我笑，露出雪白牙齿说了声：“哈喽！”我发愣地望着这个人：又高又瘦，没戴帽子，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深褐色头发，看起来许久未剪，而上唇和下巴更长满浓密的褐色胡须，前额和脖子晒得黝黑。他穿着破衬衫，没打领带，披着褐色旧外套，下半身是破烂不堪的宽松灰裤，活像个乞丐，我敢说自己从来没见过他。他八成是某个巴黎街头的流浪汉，接下来会捏造个落难的故事来骗我的法郎，然后去吃顿晚餐和找地方过夜。他站在我面前，两手插在口袋里，露出一排白色牙齿，深褐色的眼眸里是逗趣的神情。

“你不记得我了？”他说。

“我从来就没见过你吧。”

我准备用二十法郎打发他，但没打算让他胡诌我们见过面之类的话。

“拉里。”他说。

“天哪！请坐请坐。”

他咯咯笑出声，往前抓了把空椅子坐下。

“快喝杯酒，”我向侍者示意，“你脸上的胡子留成这德性，我怎么可能认出你呢？”

侍者过来了，他点了杯柳橙汁。我又仔细看他一眼，想起他那特殊的双眼，虹膜和瞳孔都是深黑色，看起来既浓烈又晦暗。

“你在巴黎待多久了？”我问。

“一个月。”

“还会继续待下去吗？”

“还要过一阵子吧。”

我问这些问题时，脑中也在不停盘算。我发现他的裤管已破破烂烂，外套的手肘附近有好几个破洞，这穷酸模样活像远东港口那些十荒的游民。那阵子凡事都容易让人联想到大萧条，我猜想也许一九二九年的股灾害他破产了。这念头让我很不好受，加上我向来不爱拐弯抹角，便开门见山地问他。

“你变穷光蛋了吗？”

“没有啊，我很好，为啥这么问？”

“这个嘛，你看起来好像饿了很久，衣服也像是从垃圾桶捡来的。”

“有这么糟吗？我不觉得啊。其实我一直想买点东西，就是刚好没空。”

我想他是拉不下脸或不敢开口，觉得犯不着听他这般胡扯。

“少来了，拉里。我虽然不算是有钱人，但也不是个穷鬼。如果你手头很紧的话，我可以借你几千法郎，不碍事的。”

他哈哈大笑。

“多谢，但我并不缺钱，钱够我花的了。”

“股灾之后也一样吗？”

“噢，股灾没有影响到我。我把全部的钱都拿去买政府公债，只是不晓得公债有没有跌，我也没去打听，反正山姆大叔像往常一样，乖乖付我利息。况且，我过去几年没怎么花钱，现在的存款应该不少呢。”

“那你来巴黎之前在哪儿呢？”

“印度。”

“噢，跟我听说的一样。是伊莎贝尔告诉我的。她好像认识你在芝加哥的银行经理。”

“伊莎贝尔？你什么时候跟她碰面的？”

“昨天。”

“莫非她在巴黎吗？”

“正是在巴黎，现在住在艾略特·谭伯顿的公寓里。”

“太好了。我很想见见她。”

聊天的同时，我也留心观察他的眼神，但只察觉得出惊讶和高兴，并没有掺杂其他情绪。

“格雷也住在那里，你知道他们结婚了吗？”

“知道啊，鲍伯叔叔——就是尼尔森医生，我的监护人写信告诉我的，不过他几年前过世了。”

尼尔森是拉里得知芝加哥朋友消息的唯一渠道，如今这条线断了，他对这些年发生的事势必毫无所知。我便逐一告诉了他，包括伊莎贝尔生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和露易莎·布雷德利双双逝世，格雷破产，以及艾略特慷慨收留了他们一家。

“艾略特也在巴黎吗？”

“他不在。”

四十年来，艾略特头一回不在巴黎过春天。尽管他看起来还年轻，却也已七十岁了，而上了年纪的人，难免会有些疲倦，生些小病。他除了散步之外，并没有从事其他运动。他不大放心自己的身体，医生每周会来两次，轮流在屁股两边打针，注射当时流行的疫苗。无论在家或外出用餐，他都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金盒，取出一粒药片吞下，犹如宗教仪式般郑重其事。艾略特的医生建议他去意大利北部的蒙特卡蒂尼疗养，再去威尼斯找个外观合适的圣水盘，放在他的罗马式教堂里。他觉得巴黎社交圈一年不如一年，逐渐失去了造访的兴致。他很不喜欢老人，极痛恨受邀场合尽是年纪大的宾客，但又觉得年轻人索然无味。如今他的生活重心，就是装修自己盖的这座教堂，尽情放纵自己购买艺术品的欲望，同时感到心安理得，自认为是在彰显上帝的荣光。他在罗马找了座由蜜黄色石头砌成的早期圣坛，还在佛罗伦萨花了六个月讨价还价，只为了买锡耶纳派的三联画放在圣坛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