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新领地 11（第4/5页）

开车回到镇上，镇上的夜生活也开始了。到了晚上，主要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种村庄的气息。一群群人在棚屋区的酒铺周围晃悠，人行道上炊烟四起。有人用木片隔出睡觉的地方。疯疯癫癫、酒气冲天的老人穿着破烂的衣裳，动不动就像狗一样狂叫。他们把食物拿到阴暗的角落，背着人吃掉。有些商店（特别是服装店）橱窗里展示着昂贵的进口货，为防止偷窃，一直打着明亮的灯光。

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广场上，一个年轻的非洲女人在叫喊——真正的非洲式叫喊。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扭着她的胳膊，在人行道上推搡着。广场上的人无动于衷。这两个人是青年卫队的队员。大人物每月给他们发放一点儿津贴，还配了几部政府的吉普车。不过，和码头的官员一样，他们实在没什么差事，只好找些事来做。现在他们在进行“风纪巡逻”，打的是风纪旗号，行的却是缺德之事。那女孩可能是从酒吧里随意抓来的，可能就因为她在他们问话时顶嘴了，或者是拒绝回答。

回到家，我发现梅迪的灯还亮着。我叫了一声：“梅迪？”他在门后面回答：“恩主。”他不再叫我“萨林姆”了。除了一起在店里上班的时候，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少。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悲哀。回到卧室，我想着自己的运气，不禁为梅迪感叹：“可怜的梅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么一个友善的人，到头来却没了朋友。他应该留在海岸。那才是他待的地方，周围有和他一样的人。到这里之后，他迷失了。”

次日晌午，耶苇特打电话到店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但她没有说我的名字，也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问：“你在家吃午饭吗？”除了周末，我很少在家吃午饭，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她又说：“那我到时候过来找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她没有留出停顿和沉默的时间，我根本来不及吃惊。十二点刚过，我在白色的客厅等候。我站在乒乓球桌边翻看一本杂志，心里并没有什么吃惊的感觉。尽管这样的见面不同寻常，尽管这个时间比较奇怪，尽管强光炽人，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某种东西的延续。

我听到她急促的脚步声，从她前一天下午走过的楼梯上传来。我突然产生了莫名的紧张，我没有动。楼梯口的门开着，客厅的门也开着，她的脚步很轻快，没有停顿。见到她，我心中充满了欣喜，如同一块大石落了地。她的举止还是那么矫捷轻快，但是她那张一贯微笑着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她的眼神是严肃的，带了少许让人慌乱的、挑战性的贪婪。

她说：“我一上午都在想你。我没有办法从脑海里把你赶走。”刚一进客厅，她好像就要离开，好像她的到来只是电话中那种直率的延续，好像她不想给我们留下任何说话的余地。她径直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

对我来说，和上次一样。在她面前，我摆脱了过去的幻想。我的身体遵从它新的冲动，发掘能量来回应我新的需求。新的——正是如此。一直是新的，而我的身体越来越熟悉它的反应，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它需要狂野，需要控制，需要灵巧。结束后（整个过程都是我在主导），我身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我感觉这次的愉悦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一天下午。

我十二点钟关的店门。刚过三点，我回到店里。我一口中饭也没有吃，要是吃饭会来得更晚，而星期五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到了店门口，我发现店还没有开，我指望梅迪一点钟过来开门营业，但他显然没有来。现在只剩下一个钟头可以营业，大多数郊区村庄里的零售商应该已经买好了货，划着独木舟或者开着卡车开始了漫长的归途。广场上只剩下最后几辆运货车，货装得差不多之后也要开走了。

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觉得曾经的我开始堕落。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贫穷老迈的情景：一个不属于非洲的人迷失在非洲，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和目标，连村里来的那些老酒鬼都不如，那些人衣裳破烂，饿着肚子，在广场上游荡，盯着食品铺子，不时找人讨几口啤酒喝。我也不如那些捣乱的小伙子。他们是新一代人，来自破旧的镇子，穿着印有大人物肖像的T恤衫，张口闭口都是外国人和利润。他们只想着钱（和过去上公立中学时的费迪南及其朋友一样）。每次到店里来，总是为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和你狠狠杀价，坚持要按成本价买。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难免有些夸张。恐慌过后，我转而对梅迪充满了愤怒。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是那么怜悯他！紧接着我记起来了，不是梅迪的错。他去海关了，给一批货报关，运货的就是送走因达尔和费迪南的那艘船。再过一天，这船就可以到达首都了。

自从那天中午到耶苇特在领地的家中吃了一顿炒鸡蛋之后，已经过了两天，载有雷蒙德文章的杂志仍静悄悄地躺在抽屉里，我一个字也没有看。现在我想到了汽船，也想起了这些杂志，于是把它们翻了出来。

当初我提出拜读雷蒙德的大作，其实只是找借口和她接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读不读无所谓。雷蒙德在本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特别艰涩难懂。其中一篇是评论一本关于非洲继承法的美国著作。另一篇很长，有脚注，还有图表，是一篇研究独立前一个南部矿区大镇地方议会选举的论文，按行政区域逐个分析了部落选民的投票特征。文章里有些小部落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更早一些的文章都登在外国杂志上，似乎好懂些。一本美国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球赛骚乱》，说的是三十年代在首都发生的一场种族骚乱，该骚乱导致了第一个非洲政治俱乐部的建立。一本比利时杂志上登了一篇《失去的自由》，说的是十九世纪末期，一些传教士从阿拉伯人的贩奴商队购买被捕获的奴隶，安排他们定居到“自由村”——这个项目后来以失败告终。

这些文章倒很对我的口味——我对传道士和奴隶这类话题特别有兴趣。不过文章开头几段的明快文笔是个陷阱，读到后面，我觉得这文章不适合在做生意的下午读。我把它们收起来，准备以后再读。晚上我回到家里，上了床——床是耶苇特几个小时前铺好的，上面还有她的余香——把那本杂志拿出来看，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的是那篇关于种族骚乱的文章，就是我在下午只看了几段明快开头的那篇，我发现它简直就是政府告示和报纸摘抄的拼凑。有很大篇幅是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雷蒙德还对这些摘抄来的内容郑重其事。我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根据我在海岸的经验，我知道殖民统治下小地方的报纸说的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我不是说这些报纸说假话，但它们太正式，太官方，它们喜欢谈论那些大人物，比如商人、高官、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却把很多重要的情况——经常是问题的本质——漏掉了，而这些情况本地老百姓都知道，都在私下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