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2（第3/7页）

因达尔家是个大宅院，地上铺了柏油。主楼在最里面，院子两边有些小一点儿的房子，喜欢独门独户的家人住在里面。其他房子是给仆人住的（严格意义上的仆人，能请来，也能送走。不像我们家的那些仆人，赶都赶不走）。还有球场。所有这一切都围在涂成朱红色的高墙内，正门有门房守着。这座大宅院坐落在新城区，在我眼中要多高级有多高级，要多安全有多安全。

有钱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有钱：我看因达尔不愧是放高利贷者或曰金融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注重仪表，略显柔弱，表情看上去总是一本正经。在我看来，这种表情表示他很在乎自己的财富，也反映出他对性的焦虑。我想他是个暗地里喜欢寻花问柳的人，又总是害怕被人发现，也怕染上花柳病。

因达尔已经开始担心体重了，所以和我一起打球。打完后，我们一起喝冰冻橙汁和热红茶。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了。他要去英国上一所著名的大学，要在那里读三年书。因达尔和他家里人都是这个样子，喜欢用随意的口吻宣布重大消息。这消息让我有些郁闷。因达尔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我总觉得出国留学没有一大笔钱是办不到的），还因为他在本地的英文大学里一直念到十八岁。而我到十六岁就不念了，不是我不聪明，也不是我不想接着念，只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过了十六岁还待在学校。

我们坐在球场阴凉处的台阶上。因达尔用他那种平静的口吻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搁浅了。要想在非洲站稳，不强大不行，但我们并不强大，我们连自己的旗帜也没有。”

他把不能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他话一出口，我顿时觉得宅院的高墙毫无用处。我所见到的一切是他们家两代人经营起来的，我为他们的徒劳感到悲哀。因达尔的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能进入他的思想，看到他看到的东西——这宅子的富丽堂皇只是虚张声势：大门也好，门房也好，都挡不住真正的危险。

我听懂了他的话，但是我不动声色。我的表现和别人一样——这些人不承认我们这里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这种姿态曾经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达尔接着问：“你打算怎么办？”我就像没有看到问题的存在一样，回答说：“我会留下来做生意。”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我的感受恰恰相反。但我发现，当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不肯承认自己孤立无助。我本能地采取了我们家人的态度。不过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实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么也不肯放弃，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实真相而已。发现自己是这个样子，穿过炎热的小镇回家时，我觉得很烦躁。

下午的阳光照耀在发软的黑色柏油路和高高的芙蓉树篱上。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奇。不论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破败的街道，或是没有装饰的高墙之间的小巷，都还没有什么危险。但这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的房间在我们家的楼上。我回去的时候，灯还亮着。我从上面俯视我们的宅院，看到了附近院落和空地上的树木和绿地。婶婶正在喊她的一个女儿：好像是白天拿出去用石灰擦洗的铜瓶没有拿回来。看着这个掩在墙后的虔诚的女人，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多少年来，这个吵吵闹闹的院子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天地，怎能不叫人习以为常？又怎会有人驻足询问到底是什么给我们提供了庇护？

我还记得因达尔投向我的既鄙视又愤怒的目光。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要远走高飞。我保护不了别人，别人也保护不了我。我们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只能用各种方法回避现实。我要离开我家的宅院，离开我周围的人群。和他们绑在一起，自欺欺人地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灭亡。我只有独立出来，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过去的一股历史潮流把我们带到这里，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忘记，只存在于我后来看到的欧洲书籍中。我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敬拜神，服从神的诫命。但现在，用因达尔的话来说，新的历史潮流就要到来了，将把我们全部冲走。

我不能再听天由命。我不想因循传统做个好人，我想干一番事业。但怎么做呢？我可以奉献什么？除了家里传给我的非洲贸易技能之外，我还有什么才干和本领呢？焦虑噬咬着我。纳扎努丁提出把他的店铺和生意转让给我，我立刻如获至宝地接受了。他的店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但还在非洲大陆上。

在我们中间，纳扎努丁算是外乡人。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比父亲年轻，而且更见多识广。他打网球，喝葡萄酒，说法语，戴墨镜，穿西服——西服的翻领很宽，翻领的顶端微微向下。他在我们中间以欧化风度而著称（不过我们有时也在背后嘲讽他两句）。他从来没有去过欧洲，那些欧化举止并不是在欧洲学的，而是在非洲中部一个小镇上学的。他在那镇上住过，在那里有自己的生意。

很多年前，纳扎努丁一时兴起，把海岸的一些生意停掉，开始往内陆跑。非洲各殖民地的边界使得他的活动多了一层国际化色彩。不过，纳扎努丁也只是沿着原来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往内陆走，到了大陆中部大河的那个转弯处就不再前进了。

那是阿拉伯人上世纪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从另一个方向赶来的欧洲人。但对欧洲人来说，跑到这里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对中非的阿拉伯人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驱使阿拉伯人深入非洲的那股干劲在其源头已经熄灭，他们的势力就好比星星的光，星星已经死亡，而它的光还在继续前行。阿拉伯人的势力已经消失了。河湾兴起了一个欧洲的而非阿拉伯的小镇。纳扎努丁不时从这个小镇上回到我们中间，把外乡的举止、品位和各种商业成功的故事带回来。

纳扎努丁是外地人，但和我们的社区难解难分，他要在我们这里给儿子娶媳妇，给女儿找婆家。我一直都知道，他看中了我，想把一个女儿嫁给我，这情况我早已知晓，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喜欢纳扎努丁。我喜欢他来串门，喜欢和他说话，喜欢他坐在我们楼下客厅或者走廊谈论远方的奇闻逸事时表现出来的异乡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