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黑牌与箱子
中午时分，我拿了些冷饮和药片来到船长房间里。他和我离开时一样，还那样躺着，只是将身体略微抬高了些，床上的病人看起来精力不济，虚弱又亢奋。
船长看到我进去，勉强打起精神说：“吉姆，在这里我只瞧得起你一个人。你知道我一向待你不薄，月月不落地付给你四便士。可是现在你看，我多么倒霉，身体垮了还没有一个亲人照顾。吉姆，去给我拿一小杯朗姆酒来，好不好？”
“可是医生——”我想起李甫西先生的话。
“去他妈的医生！医生个个都是笨蛋！”他粗暴地打断我的话，用细若游丝般的声音生气地骂，“那个医生怎么懂得水手的心？我到过像沥青油那么烫的地方，同伴们都得了黄热病倒下去，闹地震的时候陆地又像海浪一样上下翻腾——医生知道那种地方吗？告诉你，我是靠朗姆酒活过来的。对我来说，它既是粮食又是水，既是朋友又是老婆！要是现在我喝不上朗姆酒，就相当于一条被海浪掀翻的可怜老破船！我变成鬼也要向你、向那个笨蛋医生讨命！”
他不停地咒骂着，大概是觉得这样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吧，跟着又换用恳求的语调对我说：“你瞧，吉姆，我的手指头抖得有多厉害，到现在为止，今天一天滴酒未进哩。告诉你，那医生是个笨蛋，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要是一口酒也喝不上，吉姆，我会得恐惧症的，什么妖魔鬼怪都会跑到我眼前来。看哪，我已经看到它们了，清清楚楚看到老弗林特坐在你背后的角落里。每当眼前出现这些可怕的东西时，就会搅得死人也不安生！更何况那个医生也亲口说过，一小杯朗姆酒对我没什么害处，吉姆，我愿意用一个金基尼换这一小杯酒呢。”
他越闹越凶，我担心会吵着当天病情很重、急需休息的父亲，再说，刚才他引述医生的那句话已使我打消了顾虑，但赤裸裸的贿赂手段却令人相当反感。
“我不要你什么钱，只要把欠我父亲的账付清就够了。我可以去倒杯酒，但你不能多要。”我说。
当一小杯朗姆酒递到眼前，躺在床上的酒鬼立即贪婪地抢过去，一饮而尽。“啊，不错，不错，这下好多了！孩子，我问你，那医生说我要在这破床上躺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回答。
“活见鬼！要一个星期？”他失声惊呼起来，“我可办不到！到那时他们就会给我送黑牌了，那帮蠢货们正在到处打听我的下落。他们自己的钱保不住，就要打别人的主意了，这难道符合水手规矩吗？我一向懂得节俭，从不浪费掉自己的一个子儿，更不会让它们白白丢掉。不用怕他们，我要再一次扬帆起航，再一次重振雄风！老弟，我要叫他们来扑一个空！”
船长嘟嘟囔囔说着话，同时吃力地撑起身子。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疼得我差点儿叫出声，却还得费力挪动那两根铁柱般粗壮的腿。船长的话听起来气势汹汹，声音却微弱极了，让我觉得酒鬼生病时真是可怜啊。
终于在床上摆好了坐姿，船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个医生害死我了，快让我躺好吧，耳朵嗡嗡直响呢。”
我还没来得及将他扶稳，船长已向后仰倒，硕大而肮脏的头部靠在枕头上，整个人躺在那儿半晌不语。
“吉姆，”他终于又开口了，“你今天看见那个船员了吧？”
“你是说黑狗？”
“对！黑狗。”他恨恨地说，“他是个坏蛋！可是派他来的人更坏！万一我不能脱身，他们送来了黑牌，你一定要记住：这些家伙的目标是我的水手箱子。到时你赶紧骑上马——你会骑马的吧？——去那个笨蛋医生那儿，让他调集所有的人马，包括附近各处的地方官吏等，全都到‘本葆将军’客店来，把还活着的老弗林特部下一网打尽！我以前是老弗林特的大副，知道那地方的人就剩我一个了，他临死前在萨凡纳告诉了我这件事，当时他就像我现在这样躺着。不过，孩子，你先别去报官，除非他们真给我送来了黑牌，除非你再次看到黑狗或是那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特别是这个人，吉姆，对那个独腿水手一定要特别提防。”
老船长絮絮叨叨，我总算很费劲地听清了这番话。“可是，什么是黑牌呢？”我问道。
“那是一种通牒，老弟，等他们送来了我会告诉你的。从现在起，你要留心守望，将来我再与你五五平分。吉姆老弟，我以我的名誉起誓。”船长说。
他接着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会儿胡话，声调越来越低。我赶紧喂这个难缠的病人服下药，老船长像个孩子似的嘟囔着：“如果还有需要吃药的水手，那就是我了。”他昏昏沉沉地睡去，我这才得以脱身走开。
安静下来的我不知如何是好，也许该把这一切都告诉医生？我怕得要命，唯恐船长事后后悔吐露了真情而将我除掉。可就在这时，我那可怜的父亲当天晚上突然去世了！没办法，只能将其他所有事情先搁置一边，帮着母亲成天忙着安排葬礼，接待吊唁的邻居，一边料理丧事一边张罗店里的事情，压根儿没时间去想船长，更谈不上怕他。
令人惊奇的是，第二天早上，他居然下楼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异常之处。老船长尽管吃得极少，可是朗姆酒却比平时喝得都多！他在酒柜旁自己动手倒酒，满脸怒气，鼻子不时哼哼着，任谁也不敢从眼前经过或是劝阻。
葬礼的前一天晚上，他照样喝得酩酊大醉，照样唱起那支粗野难听的水手歌谣。尽管这老家伙虚弱至极，可我们仍然怕他怕得要命！李甫西医生被请到远地出诊去了，从父亲死后一直没有来过客店。
可能是朗姆酒的缘故吧，船长的身体非但不见复原，反而越来越不济了。他扶着楼梯栏杆爬上爬下，在客厅到酒柜间走来走去，有时会到门外嗅嗅海的气息，但从客厅到门外的这段距离，他都要扶着栏杆、墙壁才能走过去，呼吸亦沉重而急促，就像在爬一座陡峭的高山。
此后，老船长一次也没找我单独说话，但愿这家伙已经忘掉了托付之事。他的脾气比以往更乖戾，如果把身体因素考虑进去的话，那应该说比以往更暴躁。现在，他灌下朗姆酒以后常将那柄弯刀拔出来插在桌上，不过，这么做的同时，他倒不怎么瞪视来往客人了，总喜欢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中。比如有一次，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居然吹起了口哨，那是一支乡村情歌的曲调。应该是他在出海之前学会的吧，我想。
葬礼结束后的一个下午，天冷雾浓，大约在三点钟，我倚在门口沉浸于对父亲的哀思。这时，有个人顺着大路走过来，他是个瞎子，行走时不停用棍子敲打着路面。这人额上套着个大绿罩子，正好遮挡住眼睛和鼻子，他还总是佝偻着身子，不知是上了岁数还是体弱多病的原因。瞎子穿着件肥大、破旧，带有风帽的水手斗篷，我从没见过比这打扮更可怕的人。他在客店前停下，扯开嗓子怪腔怪调地向空中探问：“哪个好心人愿意告诉一个在奋勇保卫英格兰祖国时失去了宝贵眼睛的苦命瞎子，我现在在镇子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