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合用的外表赋予人的性格与行为的美，并论这种美在何等程度内可以被视为赞许该性格或行为的一个根本要素（第3/3页）

[1]译注：指David Hume， A Treatiseon Human Nature, II. ii. 5，以及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V. ii。

[2]译注：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作者的《国富论》第1卷第2章《论促成分工的原理》:“我们每天有得吃喝，并非由于肉商、酒商或面包商的仁心善行，而是由于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态而非人道精神，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说我们多么匮乏可怜，而只说他们(和我们交易)会获得什么好处”(见谢宗林、李华夏合译，台北先觉出版之《国富论》第30页)。这一点可以左证《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是一脉相承的，不存在所谓“两个亚当·斯密”的问题。

[3]译注：作者在其他两处地方使用“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这个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词句：其一在《国富论》第4卷第2章《论限制从外国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产品》，其二在一篇名叫《天文学的历史》的论文中。在这两处地方,“一只看不见的手”意义不同。在这里，以及在《国富论》里,“一只看不见的手”主要指个人自利的行为，在某种社会制度的节制与引导下，间接促成了某些非其本意的社会后果；但在《天文学的历史》中，则指所谓万有引力。严格地说,“一只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指涉某种社会制度的比喻性修辞，那一只手实际上并不存在。现代的经济学者倾向把“一只看不见的手”视为所谓“市场价格机能”，似乎对概念实体化的那种逻辑谬误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4]译注：关于“体系热”(spirit of system)的进一步论述，请见本书第6篇第2章第2节最后三段。指出“体系热”的存在与影响，可以说，是亚当·斯密在道德哲学方面跳脱前辈(尤其是David Hume)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见解。“体系热”在当今的经济学界的影响尤为极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nald Coase，曾在其得奖的演讲文中，慨叹他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虽然让他得奖，却没吸引到多少追随者予以发扬光大。他说，有人认为那是因为他的理论不具“可操作性”(operational)，他不解其意，不过，Oliver Williamson曾说，这可能是指他的理论未形成体系(system)。另外，也有人抱怨当今所谓数理经济学模型，说它们美则美矣，但不切实际。真知灼见式微，而外表漂亮、内涵空洞的模型却吸引众多学子的注意，正是某种“体系热”作祟所致。

[5]译注：指俄国的彼得大帝(1672-1725)。

[6]译注：指前述之David Hume。

[7]译注：指David Hume的理论。

[8]译注：参见本书的第1篇第1章第4节第4段。

[9]译注：参见本书的第1篇第1章第3节第1段。

[10]原作注：Raro mulieres donare solent(Women rarely make donations).

[11]译注：这段话显然是依据英国海军上将John Byng(1704-1757)的故事而写。1756年5月，在所谓七年战争开始时，John Byng在英属Minorca(西班牙西部一岛屿)外海纵放一支法国舰队，并且未解救岛上被法军围攻的守备部队。John Byng后来受到军法审判，被处以死刑。

[12]译注：根据传说，Lucius Junius Brutus于公元前509年逐出罗马的独裁者Tarquinius Superbus，缔造了罗马共和国，并获选为共和国的首任执政官。据说他的两个儿子阴谋使独裁者复辟，因而被他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