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喜欢受到赞美及喜欢值得赞美，并论害怕受到谴责及害怕应受谴责（第4/6页）

必须指出的是，在所有场合，他人和我们自己的感觉与判断是否一致，对我们有多重要，要视我们对自己的感觉的合宜性，以及我们对自己的判断的正确性，有多么不确定而定。我们自己越是感到不确定，则我们与他人的感觉与判断是否一致，对我们来说，就越重要。

一个有感性的人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安心，唯恐自己太过屈服于某些甚至可以称之为高贵的感情。譬如，在他自己或朋友受到伤害时，他也许会担心自己的义愤过于强烈。他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自己在只是热心地想要伸张正义时，由于情绪太过激动而对其他某个人造成真正的伤害。这个人，虽然并非无辜，也许不像他最初所理解的那样全然该受谴责。在这样的场合，他人的意见，对他来说，就变得极其重要。对他那不安的心灵来说，他们的赞许是最有疗效的安慰剂；而他们的不赞许则是最苦涩与最会产生剧痛的毒液。当他对自己的行为的每一个环节都感到十分满意时，他人的判断，对他来说，往往就比较不重要。

有一些很高尚美妙的艺术作品，其卓越的程度只能由某种细腻微妙的品味给予鉴定，而鉴定的结果看起来也总是多少有些见仁见智。另外有一些艺术领域，其中作品的成功与否，或者容许清晰的论证，或者找得到令人心满意足的判别证据。角逐卓越地位的艺术家们，在前一种艺术领域里，对公众意见感到焦虑的程度，总是远大于后一种领域里的艺术家们对公众意见所感到的焦虑。

诗的美妙与否，是这么属于细腻微妙的品味鉴定问题，以至于任何初试啼声的年轻诗人几乎都不可能确定自己的诗是否美妙。所以，最使他欣然陶醉的，莫过于他的朋友们以及一般民众赞许他的作品；而最使他深感羞辱难过的，则莫过于他们鄙薄他的作品。前一种情况确立，而后一种情况则动摇，他渴望对自己的作品怀抱的好评。经验与成功也许迟早会使他对自己的判断稍微多一些自信。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他总是很容易因一般民众的恶评而激烈地感到屈辱难过。对于自己所创作的，也许是现存所有语言中最佳的悲剧作品《费德尔》，未能受到艺文界的好评，拉辛[3]感到如此厌恶，以至于他虽然正当盛年，并且正值创作能力的巅峰，却断然决定不再撰写剧本。那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向他的儿子诉说，最琐碎的不当批评给予他的痛苦，总是远大于最高与最公正的赞美给予他的快乐。对同一类极其细微的批评，伏尔泰[4]极端敏感也是尽人皆知的。蒲伯[5]先生的《群愚史诗》可以说是一座永垂不朽的纪念碑，标志着这位最正直，同时也是最优雅和韵的英国诗人，怎样因为受到最低级与最不足挂齿的作者批评而大伤感情。格雷[6](他兼有弥尔顿[7]的庄严以及蒲伯的优雅和韵，如果他的著作再多一点，那么，所有可以使他成为也许是英语首席诗人的条件，他就一样也不缺了)，据说因为有人拙劣地模仿他，做了一篇无聊且无礼的打油诗，讽刺他的两篇最出色的颂，而感到如此的伤心难过，以至于后来他未再尝试创作任何有分量的作品。那些以所谓华丽的散文写作自夸的文人，其敏感的程度也有几分近似诗人。

相反，数学家们对于自己所发现的定理的真实无误与重要性，可以有最充分完整的自信，因此，他们经常不在乎一般民众对他们的发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风评。我有幸结识的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我相信他们也是两位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的罗伯特·辛普森博士(Dr Robert Simpson)与爱丁堡(Edinburgh)大学的马修·斯图尔特博士(Dr Matthew Stewart)，似乎毫不介意他们最有价值的一些工作成果遭到一般民众无知的忽视。据说牛顿爵士(Sir Issac Newton)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被一般民众冷落了好几年。那位伟人心里的宁静很可能从未因这个缘故而有片刻的中断。自然哲学家们，就他们不受舆论的影响而言，与数学家们几乎相同，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发现与观察结果有什么样的价值，他们的判断也多少享有同一类的安稳与宁静。

这些不同类别的文人，他们的品性，有时候也许会因为他们牵连到公众的情况有此一重大的差异，而多少有所不同。

数学家们与自然哲学家们，由于不受舆论的影响，很少会受到什么诱惑去拉帮结派，以便抬高自己的声势，或打压对手的名气。他们几乎总是最和蔼可亲与天真率直的人，彼此和睦相处，友善对待彼此的名誉，不会耍弄阴谋诡计以博取公众的掌声，虽然当他们的工作成果获得赞许时，会感到高兴，但当他们遭到冷落时，也不会大为恼火或发怒。

就诗人或以所谓华丽的写作自夸的那些人来说，情形并非总是如此。他们很容易内讧，分割成若干所谓文艺阵营；每一阵营往往公然拼命诋毁其他阵营的名誉，要不然就几乎总是会秘密地予以打压；它们各自运用所有卑劣的阴谋诡计与劝诱伎俩，企图拉拢或迷住舆论，使其偏爱自己阵营内成员的作品，并鄙薄敌对阵营的作品。在法兰西，波洛瓦[8]和拉辛[9]不认为这么做有损他们自己的人格：他们带头组成一个文艺帮派，首先用来打压奎纳特[10]和裴罗特[11]的名誉，后来又用来打压丰特奈尔[12]和拉莫特[13]的名誉，甚至以一种极不尊重的亲狎态度对待个性善良的拉封丹[14]。在英格兰，和蔼敦厚的爱迪生[15]先生也不认为这么做是他那温和谦逊的品格所不应为的：他带头组成一个同一类的小帮派，以打压蒲伯[16]先生逐渐上升的名气。丰特奈尔[17]先生，在叙述法兰西科学院(这是一个由数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组成的学术团体)院士们的生平与性格时，经常有机会歌颂他们和蔼质朴的个性；他甚至在某篇颂词里指出，这种个性，在他们当中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它应当是那一整群文人而不是其中某个人的特性。达朗贝尔[18]先生，在叙述法兰西学院(这是一个由诗人与华丽的文艺作家，或那些被认为是这种人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成员们的生平与性格时，似乎不是这么经常有机会作出这样的评论，而他也未曾想要主张这种和蔼可亲的个性是他所歌颂的那一群文人的特性。

我们对自己的优点感到不确定，以及我们渴望对自己的优点有正面的评价，这两种心理因素加起来，自然足以使我们渴望知道别人对我们的优点有什么样的意见；使我们在听到正面的意见时感到非常的高兴，并且使我们在听到反面的意见时感到非常的伤心。但是，它们不应该使我们渴望为了博取正面的意见或避免反面的意见而使出阴谋诡计。当某个人贿赂了所有听审的法官时，最为全体一致的法庭判决，虽然可以为他赢得诉讼，但绝不可能使他相信自己有理。如果他纯然只是为了弄清楚自己有理而进行诉讼的话，那他就绝不该去贿赂法官。但是，虽然他希望发现自己有理，他同时也希望赢得诉讼，所以他贿赂了法官。如果别人的赞美对我们无关紧要，除了证明我们自己值得赞美，那我们就绝不会费力以不正当的手段博取赞美。虽然别人的赞美，对智者来说，至少在不确定的场合，主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我们值得赞美的证明。但是，它本身终究也有些重要性，所以，(在这种场合，我们的确不能称他们为智者，而只能称之为)品格远高于普通水准的人，有时候也会企图以很不正当的手段去博取赞美或避免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