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日

的确,阿尔伯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在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一桩不寻常的事。我去向他告别,因为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骑马到山里去;而眼下我便是从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中来回踱着,目光偶然落在了他的手枪上。

“把手枪借给我旅途中用用吧。”我说。

“好的,”他回答,“要是你不怕麻烦,肯自己装装弹药的话。它们挂在那儿只是pro forma[26]罢了。”

我从墙上摘下一支枪,他这时继续说道:“我自从粗心大意,出过一回岔子,就不愿再和这玩意儿打交道了。”

我颇好奇,急于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又讲:“大约三个月以前,我住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房中有几支小手枪,尽管没装弹药,晚上我也睡得安安稳稳的。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坐着没事干,不知怎么竟想到我们可能遭到坏人袭击,可能需要用手枪,可能……这样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于是把枪交给一名下人,叫他去擦拭和装药。这小子却拿去和使女们闹着玩儿,吓唬她们,却不知扳机怎么一弄就滑了,而通条又还在枪膛里,结果一下子飞出来,射中了一名使女的右手,把她的大拇指戳得稀烂。这一来我不仅挨抱怨,而且还得付医药费,从此我所有的枪都不再装药了。好朋友,小心谨慎又有什么用?危险并非全都可以预料啊!虽然……”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人,除去他的“虽然”。不错,任何常理都容许有例外。可是他却太四平八稳!一当觉得自己言辞过激、有失中庸或不够精确,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对你进行修正、限定、补充和删除,弄得到头来什么意思也不剩。眼下阿尔伯特正是越讲话越长,临了儿我根本没有再听他讲些什么,而是产生了一些怪念头,动作夸张地举起手枪来,用枪口对准自己右眼上方的太阳穴。

“呸!”阿尔伯特叫起来,夺去了我手中的枪,“你这是干吗呀?”

“没装药哩。”我回答。

“就算没装药也不该胡闹!”他不耐烦地说,“我真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愚蠢到去自杀;单单这样想都令我反感。”

“你们这些人呵!”我提高嗓门儿道,“你们一谈什么都非得立刻讲:这是愚蠢的!这是明智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为此你们弄清了一个行为的内情吗?探究过它何以发生,以及为什么必然发生的种种原因吗?你们要这样做过,就不会匆匆忙忙地下断语了。”

“可你得承认,”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我耸了耸肩,承认他有道理。

“可是,亲爱的,”我又说,“这儿也有一些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行;然而,一个人为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致眼睁睁饿死而偷盗,这个人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该受惩罚呢?一位丈夫出于义愤,杀死了不贞的妻子和卑鄙的奸夫,谁还会第一个捡起石头来砸他[27]吗?还有那个在幽会的欢乐中一时控制不住自己而失身的姑娘,谁又会谴责她呢?我们的法学家们都是些冷血的老古板;可就连他们也会被感动,因而不给予惩罚的。”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伯特反驳说,“因为一个受热情驱使而失去思考力的人,人家只当他是醉汉,是疯子罢了。”

“嗨,你们这些明智的人啊!”我微笑着叫道,“热情!迷醉!疯狂!你们如此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真是些好样的道学先生!你们嘲骂酒徒,厌恶疯子,像那个祭师[28]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像那个法利赛人[29]似的感谢上帝,感谢他不曾把你们造成一名酒徒、一个疯子。可我呢,却不止一次迷醉过,我的热情从来都是离疯狂不远的。但这两点都不使我后悔,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一切杰出的人,一切能完成伟大的、看似不可能的事业的人,他们从来总是给世人骂成酒鬼和疯子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的言行自由一些,清高一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就会听见人家在他背后叫:‘这家伙喝多了!这家伙是个傻瓜!’——真叫人受不了。真可耻,你们这些清醒的人!真可耻,你们这些智者!”

“瞧你又胡思乱想了,”阿尔伯特说,“你这人总是爱偏激,这回竟把我们谈的自杀扯到伟大事业上去,至少肯定是错了;因为自杀怎么也只能被看作软弱。与坚定地忍受充满痛苦的人生相比,死显然轻松得多。”

我已经打算中止谈话;要知道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他却用陈词滥调来进行反驳,真令我再生气不过。可是,这种话我听得多,气生得更多。所以仍能控制自己,兴致勃勃地反问他道:“你称自杀为软弱?可我请你别让表面现象迷惑了啊。一个在暴君残酷压迫下呻吟的民族,他们终于奋起挣断枷锁,能说是软弱么?一个人面临自己的家被大火吞没的危险,鼓起劲来扛走他在冷静时根本搬不动的重物;一个人在受辱后的狂怒中,竟和六个人交起手来并且战胜了对方——这样的人能称为软弱么?还有,好朋友,既然奋发可以成为刚强,干吗亢奋就是它的反面呢?”

阿尔伯特凝视着我,说:“你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个例子,在我看来根本文不对题。”

“可能是吧,”我说,“人家也曾常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和推理方式近乎古怪。好,那就让我们看能不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一个决定抛弃人生的担子的人——这个担子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愉快的——他的心情会怎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才具备资格谈一件事情。”

“人生来都有其局限,”我继续说,“他们能经受乐、苦、痛到一定的限度;一过这个限度,他们就完啦。这儿的问题不是刚强或者软弱,而是他们能否忍受痛苦超过一定的限度。尽管可能有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之别,但是,正如我们不应该称一个患寒热病死去的人为胆小鬼一样,也很难称自杀者是懦夫。”

“荒唐,十分荒唐!”阿尔伯特嚷起来。

“才不像你想的那么荒唐呢,”我回答说,“你也该承认,当一种疾病严重损害我们的健康,使我们的精力一部分消耗掉了,一部分失去了作用,没有任何奇迹能再使我们恢复健康,重新进入日常生活的轨道,这样的疾病便被我们称为‘死症’。一位清醒的明智的人可能对这个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可能去劝他,但是白费力气。这正如一个站在病榻前的健康人,他丝毫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力输送进病人的体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