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页）

除了我和几个渔棚之外，上滩已经淹没在二十英尺深的水下。不过，柯西度假酒店还矗立着。算是矗立着吧。看起来好像在往后倾斜——远离飓风和不断扬起的沙。海滨可以给人去楼空的房子带来如此奇怪的变化。你会在台阶上发现最漂亮的贝壳，好像散落的花瓣，或是星期天礼服上的装饰，你会纳闷它们从何而来，毕竟离海还有那么远。门廊拐角处和扶手栏杆间积起的沙堆比海滩上的沙更白，更光滑，好像二次精筛的面粉。露台周围的毛地黄长到齐腰高；玫瑰本是一向厌恶这里的土壤，如今也疯长起来，比黑莓还要多刺，甜菜般红艳的花朵会开好几个星期。旅馆的木墙板看起来好像镀了银，脱落的油漆像未擦拭的茶具上的斑纹。双层大门上了锁，目前为止门上的玻璃还没被打碎。没人忍心这么做，因为玻璃会映出你的脸和你背后的风景：耀眼的海滩上成亩成亩的香葱，银幕一般的天空，还有一心想要拥有你的海洋。别管那外面的孤独，只要往酒店里面一看，就会发现它似乎肯定能让你快乐得神魂颠倒，并且带给你所有挚友的陪伴。还有音乐。百叶窗的合页发出的声音像吹破了音的小号，钢琴键上迸出一个四分音符压过了风声，于是你便注意不到萦绕在大厅和密闭房间里的伤痛。

我们这里的天气大抵是温和的，光线却十分奇特。早晨还很黯淡，中午渐渐变成白晃晃的，不到三点颜色就狂野得可怕。翡翠色和宝石蓝色的海浪互相击打，扬起无数泡沫，简直可以在里面洗床单。傍晚的天空看上去则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毫无规则可言，太阳可以尽情地变成李子一般的紫，云彩可以变得罂粟一样红。我们的海滩就像白糖，西班牙人第一次来到就这么觉得。他们把这里叫作“苏克拉（苏克拉（Sucra），发音近似西班的“糖”（azúcar）。）”，时间一长被当地的白人念成“苏克”。

谁都觉得这里的气候是无尽的享受，除了罐头厂的气味飘上海滩、飘进酒店的时候。那时游客们才知道上滩人每天要忍受的是什么，他们以为就因为此，柯西先生才把家从酒店里搬了出来，在莫纳克街盖了那栋大房子。以前鱼腥味在这一带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沼泽的臭气和厕所的气味一样，鱼腥味不过是给感官增加了一点多样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就成了一个问题。新一代女性抱怨鱼腥味熏了她们的衣服，倒了她们的胃口，还破坏了她们理想中的浪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开始认为只有香水是鼻子应该闻到的气味。我记得维达想尽法子安抚一个著名歌手的女朋友，她一直抱怨牛排吃起来全是海螺的味道。这伤了我的心，因为我的厨艺从没出过问题。后来，柯西先生对别人说，他的生意就是这么毁掉的——白人骗了他，让他买下整个海滩，而罐头厂就在旁边，那地方根本赚不到钱。鱼腥味让度假酒店成了笑话。但其实我知道，笼罩上滩的鱼腥味一个月也就飘到苏克湾一两次，而且十二月到来年四月不捕捉螃蟹，罐头厂也停业，那味道就彻底没有了。事实不是那样的。不管他跟别人怎么解释，他的度假酒店被毁掉其实另有原因。是自由，梅说。在她公公失去兴趣之后，她尽力维持着酒店的经营。她相信是民权运动毁了她一家，也毁了他们的生意。她的意思是，黑人更热衷于去炸掉城市，而没有心思来海边跳舞了。这就是梅，她起初只是固执，后来就成了偏执。事实上，四十年代吹嘘自己去柯西酒店度假的人，到了六十年代开始吹嘘去了君悦、希尔顿，或者坐游轮去了巴哈马和欧丘里欧（巴哈马是加勒比岛国，欧丘里欧在加勒比岛国牙买加，两处都是度假胜地。）。说真的，鱼腥味也好，取消种族隔离也罢，都不是原因。别提那个抱怨吃到海螺味牛排的女人，如果能听到威尔逊·皮克特或者内莉·卢切唱歌，让客人坐在厕所旁他们也会愿意的。况且，在拥挤的舞厅里听着《海港之光》，和舞伴紧紧贴在一起，谁又能分清是什么味道呢。梅每天都在抱怨马丁·路德·金给她惹了麻烦，可那时候酒店还在赚钱，只是来的客人不同了。听我说：要怪得怪别的原因。何况，柯西先生是聪明人。他在这里帮助过的黑人比政府项目四十年来帮助的还要多。而且，也不是他关了酒店，把七十五英亩土地卖给标榜“种族机会均等”的开发商，只盖出三十二栋连我的小破屋都不如的廉价房。至少我的地板是手工刨光的橡木，不是什么光滑的松木。我的房梁就算不够笔直，至少是够年头的真材实料。

上滩被“阿格尼丝”飓风淹没之前，经历过一次无名的干旱。买卖刚结束，土地还没划分好，上滩的母亲们打开水龙头，放出来的都是泥。枯井和浑水吓坏了她们，她们放弃了海边的景色，申请了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利率为百分之二的按揭贷款。雨水也没什么用了。烦恼，失业，干旱过后的飓风，沼泽地变成了干裂的泥蛋糕，连蚊子都不愿待了——我觉得这一切不过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们把那块地方称作滨海社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开发商最初打算卖给越战老兵和退休的白人，但当领取食物津贴的失业者以这里为目标时，教会和反歧视运动组织就忙了起来。福利救济帮助了一些人，直到城市重建计划开始实施。然后到处都有了工作机会。现在住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是坐车去二十二英里以北的办公楼或医院实验室上班的。他们穿梭于这些便宜的漂亮房子和购物中心、电影院之间，心中快乐得没有一点阴郁，更不会有关于警头怪的记忆。

我也并没有想到它们，直到我开始思念柯西家的女人，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终于杀死了彼此。除了我之外，谁会知道她们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其中一个趴在楼梯上呕吐，手里的刀刚刚割断了给她下毒的那个人的喉咙？或者其中一个开枪打死对方，然后就中风倒在冰箱前面活活饿死了？好几天都不会有人发现她们。要等到桑德勒家的男孩来要每周工钱的时候。我想我得把电视关上一会儿了。

我曾经看见她们中的一个开着那辆锈迹斑斑的奥斯莫比汽车，要么去银行，要么偶尔来我们这里点一份索尔兹伯里牛排。除此之外，她们很多年都没离开过那座房子。自从其中一个提着沃尔玛的购物袋回来之后，她的双肩明显被鞭打过，她带出去的白色新秀丽旅行箱也不见了。我原以为另一个会当着她的面狠狠把门甩上，但是没有。我猜她们明白彼此是半斤八两。她们比多数人都刻薄和冷漠，别人也懒得理睬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