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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士从柜台上拿起了旁边的一瓶酒。‘这瓶我拿了，’他说，带着一种豪侠的神气，‘胜利者总得享受一些特权！’

“‘女士不喝橙酒，’我说，‘把那瓶干邑白兰地拿上吧，中士，尽管已被打开了。’

“中士把那瓶酒送给了海伦。我把它放在了背包里。一到门外，我们就互相道别。我本来在担心那个德国兵会要我们陪他去看我们的梅赛德斯汽车，可是海伦把这件事巧妙地应付过去了。他临别时说的话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我们有秩序。’

“我目送着他。秩序，我暗自思忖。用严刑拷打，弹穿颈项，以及集体屠杀得来的秩序。像酒馆老板那样的小流氓，我会碰上一百万个咧！

“‘你觉得怎么样？’海伦问道。

“‘很好嘛。我倒不知道你会那样子咒骂。’

“她笑了。‘这是我在拘留营里学会的。怎么样的一种宽慰啊！把一年的拘留生活从我背上卸下来了。可你又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本领，能用破酒瓶跟人打架，照准人家要害的地方踢腿呢？’

“‘为了人权而打架呗，’我回答，‘我们正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为了确保和平，我们要进行战争。’

“那差不多是正确的。我们要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便是说谎和欺骗。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到农民的树上去偷果子，到他们的畜栏里去偷牛奶。那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危险，荒谬可笑，有时候还叫人伤心，而且往往很有趣——但是从来没有半点儿痛苦。我刚才跟你讲了一个关于酒馆老板的插曲。类似的事情开始不断地发生。你大概也有同样的经历吧？”

我点点头。“是的，的确很有趣，如果你能用那样的眼光去看待的话。”

“我是慢慢学会的，”施瓦茨说，“通过海伦。她不再把过去记在心上。在我只是偶然经历的事，在她却是日常中光辉灿烂的现实。每天，过去都在她背后化为乌有。她的全部经历聚集到了现在。在别人那里铺展于整个一生的事，在她却集中于瞬息之间。但是，这种集中倒也没有什么疯狂或者歇斯底里的成分。那是十足轻松自在的，如同莫扎特一般宁静安详，如同死一般不可抗拒。世俗意义上的道德和责任已经不复存在了，代替它们的便几乎是非人间的更崇高的动力。已经没有时间来做平凡的事了。她像烟火一样闪闪发光，可是她的烟火却不留一点灰烬。当时我并不知道，可是她已经丧失了得救的希望，她知道挽救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既然一味坚持，她就照样扮演下去——而我，好像一个傻瓜，把她拖在身边，从苦路的一个站走到下一个站，走完所有的站[74]，从波尔多到巴约讷，路远迢迢地赶到马赛，最后来到了这儿。

“当我们来到别墅的时候，它已经被占用了。我们看到军服，士兵们搬来了木头工作台，军官们穿着空军的马裤和擦得油光雪亮的高筒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活像一只只古怪的孔雀。

“我们躲在公园里一株山毛榉树和一座大理石女神像的后面，偷偷地观望着。那是一个柔和的薄暮。‘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留在那儿吗？’我问。

“‘树上的苹果，空气，金色的十月，还有我们的梦。’海伦说。

“‘这些东西，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把它们留下来了，’我回答，‘好像秋天那飘荡的蜘蛛网。’

“平台上，一个军官大叫大嚷地发出一道命令。‘二十世纪的声音，’海伦说，‘咱们离开这儿吧。今天夜里，我们到哪儿去歇宿呢？’

“‘随便哪里的干草堆里，’我说。‘或者，说不定甚至还可以睡在床上。不管怎么样，总是两个人在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