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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说得好！”巴西斯托夫说。“说得太好了！至于罗亭的影响，那我敢向你们发誓，这个人不仅善于使你深受感动，还能推动你前进，而且不让你停顿，他让你彻底改变面貌，让你燃烧！”

“您听到了吗？”列日涅夫转身对比加索夫说。“您还需要什么证据吗？您总是攻击哲学，一提到哲学您就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本人对哲学并无太大的兴趣，也不在行，不过我们种种重要的弊病并不是哲学造成的！故弄玄虚的哲学理论和梦呓决不会跟俄国人沾边，他们有足够的理智。但是决不允许在攻击哲学的幌子下攻击任何对真理和觉醒的真诚向往。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这确实是很大的不幸。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可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没有俄国。谁认为没有俄国也照样行，那他就会倒霉；谁在行动上真的这样做了，那他就会倒大霉！所谓世界主义纯粹是胡说八道，信奉世界主义的人等于零，甚至比零还糟。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活，什么也没有。没有特征就不可能有一张理想的脸，只有那种俗不可耐的脸才可以没有特征。我要再说一遍，这不是罗亭的过错，这是他的命运，痛苦而艰难的命运，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去责备他。倘若我们要探究罗亭这一类人在我国出现的原因，那就离题太远了。只要罗亭身上有优点，我们就得感谢他。这比不公正地对待他要容易些。而我们对他向来是不公正的。惩罚他，这不是我们的事，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已经严厉地惩罚过自己了，甚至远远地超出了应得的惩罚……上帝保佑，但愿不幸能克服他所有的缺点，只保留他的优点！我为罗亭的优点而干杯！为自己最美好的岁月中的同志的健康，为青春，为青春的希望、憧憬、轻信和真诚，为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心曾为之激烈跳动、我们在生活中曾经领略过的最美好的一切而干杯！……我为你，黄金时代，干杯！我为罗亭的健康干杯！……”

大家都跟列日涅夫碰杯。巴西斯托夫激动得差点儿没把酒杯碰碎，他把酒一饮而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紧紧握住列日涅夫的手。

“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我真没有想到您的口才这么好，”比加索夫说，“简直跟罗亭先生不相上下。连我也被感动了。”

“我根本没有口才，”列日涅夫不无恼怒地说。“要感动您，我想，不那么容易。不过，别谈罗亭了，让我们谈点别的……那个人……他叫什么来着？……潘达列夫斯基还住在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家吗？”他转身问巴西斯托夫。

“当然，还住在她那儿！她还设法为他找了个肥缺。”

列日涅夫冷笑了一下。

“此人是决不会因贫穷而死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晚餐结束了。客人们陆续离去。只剩下夫妇俩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笑容满面地望着丈夫的脸。

“你今天真漂亮，米沙！”她抚摸着丈夫的额头说。“你的话多么通情达理，宽宏大量！不过你该意识到，今天你过于袒护罗亭了，就像从前过于责备他一样……”

“不打落水狗嘛……当初我是怕你被他搞得晕头转向。”

“不会的，”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天真地说，“我一直觉得他学问太渊博了，我有点怕他，在他面前不知道说什么好。今天比加索夫嘲弄他也够狠的，你说是吗？”

“比加索夫？”列日涅夫说。“就是因为比加索夫在场，我才这样激烈地为罗亭辩护。他竟敢说罗亭是个寄生虫。依我看，他，比加索夫，扮演的角色，比罗亭恶劣一百倍。他拥有独立的财产，对什么都横加嘲弄，可是对有权有势的人却溜须拍马！你知道吗，这个愤世嫉俗、攻击哲学、诋毁妇女的比加索夫，你知道吗，他做官的时候贪污受贿，于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呢！唉！你看就是这么回事！”

“是吗？”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大声说。“这种事怎么也没有料到！……我说，米沙，”她停了停，继续说道。“我想问你……”

“问什么？”

“你看我弟弟跟娜塔里娅在一起会幸福吗？”

“怎么跟你说呢……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今后发号施令的是娜塔里娅，咱们之间没有必要隐瞒这一点，她比他聪明。不过你弟弟是个好人，真心诚意地爱娜塔里娅。还需要什么呢？就说咱们俩吧，彼此相亲相爱，不是很幸福吗？”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微微一笑，紧紧握住了米哈依洛·米哈雷奇的手。

就在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家里发生上述这些事情的那一天，在俄罗斯一个偏僻的省份，一辆套着三辆耕马、遮着芦席、破破烂烂的马车，冒着酷暑，艰难地缓缓行进在大路上。驭手的位置上坐着一位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农民。他叉开双脚，斜蹬着车辕的横木，一只手不住地拽紧缰绳，另一只手挥舞着鞭子。马车里，一只空箱子上坐着一位高个子男人，他头戴一顶宽边帽，身穿一件沾满尘土的外套。这就是罗亭。他耷拉着脑袋，帽舌压到眼际，马车左右摇晃，他的身体也被抛过来甩过去，但他好像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仿佛在打盹似的。终于，他挺直了身子。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站哪？”他问坐在驭手位置上的农民。

“快了，老爷，”农民回答说，更用力地拉紧缰绳，“过了前面那个小山坡，就剩下四里路，不会再多了……你啊！你在想心事……我叫你想心事。”他用尖细的声音补充了一句，说着用鞭子抽打套在右面的那匹马。

“我看你不会赶车，”罗亭说，“我们一大早就出发，磨磨蹭蹭的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最好你还是唱支歌吧。”

“有什么办法呢，老爷！这几匹马，您自己也看到了，走得太累了……又碰上这么个大热天，咱不会唱歌；咱不是车夫……喂，小羊羔，你听见没有，小羊羔！”农民突然对一位穿棕色外衣和一双破草鞋的过路人喊道。“闪开，小羊羔。”

“马车夫！了不起……”过路人在他后面嘟哝着停住了脚步。“好一副莫斯科派头！”他又添了一句，语气里充满了责备，接着摇了摇头，一瘸一拐地继续赶路了。

“你这是往哪儿走哇！”农民拖长了音调说，一面拉紧辕马的缰绳。

“你啊，真调皮！真是个调皮鬼……”

三匹疲惫不堪的马好不容易把马车拉进了驿站的院子里。罗亭下了马车，付过钱（那农民没有向他鞠躬道谢，只是把钱放在手掌上掂了好久——显然是酒钱给少了），自己动手把箱子搬进驿站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