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4/4页）

也像诗歌创作一样，哈代在《苔丝》中巧妙地运用象征性手法和大自然意象的形象性比喻，使之产生了一定的寓意性效果，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作品的诗意。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的东西。

首先，哈代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在总体建构、场景描绘、性格刻画，甚至人名、地名等选择使用方面，都广泛地使用了寓意性象征。如作品的第一章是古老世家的发现，这种古老世家既是浪漫气息和古朴、典雅情调的象征，暗示了苔丝身上的诗意特征，也是苔丝命运悲剧因素的象征，因为正是这一发现，才导致了最终对苔丝的扼杀。人名、地名也常是一种象征，带有语义载荷，苔丝生于马洛特，祖先是佩根·德伯维尔，出生地象征性地说明了苔丝命运的可悲，地名马洛特的英文原名Marlott是由Mar（毁坏）和lot（命运）所构成的，象征苔丝的悲剧命运是与生俱有、无法逃脱的；苔丝祖先的名字佩根（英文pagan意为异教徒）则形象性地表明了苔丝性格中的叛逆性，而她最后在膜拜异教的圆形石柱上被捕，也象征着一种回归，富有悲剧性的崇高气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后苔丝的死并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一个形象的完结，一个生命的实现，所以《苔丝》最后一部的标题用的是fulfilment（完结、完成），而不是end（终止）。小说最后一段丽莎站立起来，又与克莱尔向远方走去的意象，进一步深化了苔丝这一诗化形象的不朽性，仿佛一曲动人的旋律被演奏之后仍发出未尽的袅袅余音，仿佛一首优美的诗歌被禁之后仍在人们的脑中萦绕回旋，那美好的形象在人们的眼前荡漾着，很久很久不肯消逝而去。

再则，哈代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自然意象来用作比喻，他对自然界的各种意象的感受都十分敏锐，而且具有独到的观察力，能捕捉到大自然中最典型、最生动的意象来用作比喻的客体，以此来增强这部作品中苔丝形象的诗化特征和自然属性，他甚至“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比喻，来坚固地创立苔丝形象的古朴特性和她意识的理想品质”。[17]

由此可见，苔丝形象之所以深深打动人心，是与哈代诗歌创作中常用的手法和技巧分不开的，而且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哈代也饱含着诗的激情，西方有的论者就曾认为，哈代描述苔丝时，不是把她当作他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把她当作他失去的，但永远无法忘却的昔日的爱情。[18]他创造了她，用诗的光环装饰了她，又很不情愿地让一个又一个磨难伴随着她，同时对她同情、对她爱怜，并且用自己的胸膛来养息她那受伤的名字（正如卷首的题词所表示的那样）。哈代在20多年后所创作的组诗《昔日爱情之遗物》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凄切动人的失落情绪在《苔丝》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展现。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哈代虽然对苔丝的形象和苔丝悲凉的一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他是用唯心论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深受叔本华等人的影响，认为有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力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正是这种在冥冥之中支配人类命运的、不知善恶、冷酷无情的“内在意志”，把人生变成了一系列的不幸和绝望，因此，作者在对苔丝的悲剧深表同情的同时，又以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苔丝悲剧的原因，甚至把苔丝的毁灭也看成是“众神的主宰”对她的“戏弄”。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他力图把希腊悲剧的主题移植到英国小说中，认为这是人和命运的冲突。这样，苔丝的形象既有反抗命运的一面，又有顺从命运安排的一面，这些都是作者本人思想局限性的反映，表现了他既揭露社会阴暗又看不到出路的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

不过，对人类命运的焦虑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与诗的因素向来不是对立的，它是哈代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共同基调，两者在这一方面互为补充、互为渗透，不过，在后期的诗作中所表现的焦虑更为明显，所显露出的悲哀更为深刻，悲剧意识也更为强烈了，就连戏弄苔丝的“众神的主宰”也不再过问人间了，如在《健忘的上帝》《除夕》等许多诗篇中，哈代认为控制人生的已经不再是“命运”，而是“偶然”了，上帝已经忘记了自己所创造的受苦受难的人间，所以，对于人类来说，上帝即使活着，也已经是虚无的存在了。他甚至表现出尼采式的“上帝死了”的思想，如在《上帝的葬礼》一诗中，他认为上帝“被毫不妥协的、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因此，他在不理解社会罪恶根源和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的情况下，产生了人生、宇宙都已失去目标的更为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发出一种听天由命、悲天悯人的感叹，流露出一种对人类永远无法逃脱悲剧命运摆布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困惑以及“现代主义的创痛”。

1991年9月

于杭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