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第2/4页）

在思想领域，这个泽农身上既打下了经院哲学的印记，同时又反抗它，他处于炼金术士颠覆性的活力论与即将赢得未来的机械哲学之间，处于将一个隐蔽的上帝置于万物内部的神秘主义和几乎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无神论之间，处于医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犹太教神秘派弟子近乎通灵的想象力之间；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我同样参照了那个时代实有其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泽农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是根据达芬奇的《笔记》来想象的，比方说，他早于哈维（Harvey）进行了研究心脏肌肉功能的实验，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关于汁液上升和植物的“吸收能力”的实验，早于哈勒斯（Hales）的研究，是以达·芬奇的一条注释为基础，对泽农而言，他做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试图验证同时代的塞萨尔潘提出的一种理论。关于地表变化的假设同样来自《笔记》，但要指出的是，这一类思考受到古代哲学家和诗人的启迪，在当时的诗歌中俯拾皆是。泽农关于化石的见解，不仅与达·芬奇，也与弗拉卡斯托罗（Fracastor）早在1517年以及大约四十年后贝尔纳·帕利西（Bernard Palissy）表达的看法甚为接近。泽农的水力计划，他的“机械乌托邦”，尤其是飞行器草图，以及发明可以在海战中使用的液体火药的配方，模仿的当然是达·芬奇和十六世纪另外一些研究者的类似发明；它们代表的是一类人感兴趣的东西和进行的研究，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但是也可以说，这些发明以隐蔽的方式穿越了文艺复兴时期，它们既与中世纪，也与现代社会更为接近，并且已经预示了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危险。对人类不要滥用技术发明的警示，今天看来仍不乏先见之明，这类警示在炼金术文献里比比皆是；我们在达·芬奇和卡尔丹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只不过背景不尽相同。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直接借用了与人物同时代的一些历史人物对一种感情或思想的表述，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证实某些观点的确属于十六世纪。一段关于战争的疯狂的思考取自伊拉斯谟，另一段来自达·芬奇。《滑稽预言》里的文字，除了有两行出自诺查丹玛斯的一首四行诗，其余借用的是达·芬奇的《预言》。关于物质、光亮和闪电的同一性的句子，是对帕拉塞尔苏斯两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所作的概括。关于魔法的讨论受到那个时代的作者的启发，比如阿格里帕·德·内特希姆（Agrippa de Nettesheim）和吉恩-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n-Battista della Porta），小说中也顺便提到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书中引用的拉丁文炼金术用语，几乎全部来自当代三部重要的炼金术研究著作：Marcelin Berthelot，La Chimie au Moyen Age，1893；C.G.Jung，Psychologie und Alchemie，1944（1952年修订版）；以及J.Evola，La Tradizione ermetica，1948，这三本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共同形成了一条有用的路径，通往仍然谜团重重的炼金术思想的领域。作为本书书名的“苦炼”这一术语，在炼金术著作中指的是将物质进行分离和分解的阶段，据说，这一阶段是“大功”当中最为艰巨的部分。今天人们还在讨论，这一表述究竟指的是对物质本身进行的大胆试验，还是可以象征性地理解为思想挣脱陈规和偏见的过程中经受的考验。想来它有时意味着两重意思的其中之一，有时则二者兼具吧。

在泽农的故事所覆盖的大约六十年时间里，一些事件完成了，它们至今仍然与我们相关：中世纪古老的基督教社会持续到1510年左右，分裂为在神学原理上和政治上敌对的两个阵营；变为新教的宗教改革失败，以及对不妨称之为其左翼的镇压；同样失败的还有天主教，它在长达四个世纪里禁闭在反改革运动的铁质紧身衣里；地理大发现越来越沦为对世界的分割；资本主义经济取得长足进展，这一进展与君主制时代的开始结合在一起。这些事件过于广阔，生活在当时的人难以窥见其全貌，它们间接地影响了泽农的故事，也许，它们对次要人物的生活和行为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这些人更执著于那个时代的陈规陋习。帕托洛梅·康帕努斯是按照上一个世纪已经过时的老派教会人士形象来描绘的，对他而言人文主义传统是不成问题的。由于必然的原因，可惜的是，宽厚大度的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在十六世纪的历史里难以找到以公开身份与他对应的人，但是这个人物部分地参照了当时的某位教会人士，此人在成为神职人员或者进入修会之前，有过丰富的世俗经验。读者从他反对酷刑的言论中可以听出，有一条论据虽然深具基督教精神，却是从尚未成文的蒙田著作里借用的。博学而又具有政治头脑的布鲁日主教是根据反改革运动中的其他高级神职人员来塑造的，但是与我们对这些年里真正的布鲁日主教有限的了解并不相悖。堂·布拉斯·德·维拉的原型是一位叫作恺撒·布朗卡斯（César Brancas）的渊博的犹太教神学家，他是阿维尼翁新城圣安德烈修道院的院长，大约在1597年因“犹太教信仰”被他的僧侣们驱逐。我故意让胡安修士的形象显得模糊不清，他身上有皮埃罗·蓬齐奥修士（Fra Pietro Ponzio）的影子，此人是康帕内拉年轻时的朋友和弟子。

几位银行家和商人的肖像：皈依再浸礼派信仰之前的西蒙·阿德里安森，利格尔一家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马丁·富格尔也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我将他嫁接到十六世纪时将欧洲控制在自己股掌之间的真实家族上，这些人物与隐蔽在当时历史之下的财政史上的真实人物十分接近。亨利-马克西米利安属于一群有文学修养而又爱冒险的贵族，他们具备浅显的人文主义的智慧，无需向法国读者列举这些人的名字，可惜的是他们这类人到了世纪末叶就差不多绝迹了。最后，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作者和历史学家们几乎只对宫廷生活或者市民生活感兴趣，他们留下的关于普通人生活的资料非常稀少，而科拉斯·吉尔、吉尔·隆博、约斯·卡塞尔以及那些跟他们同样地位卑微的人物，就是尽量根据这些资料来构想的。我们也尝试用类似的想法来塑造书中的几个女性人物，一般说来，除了几位著名的王室贵妇，女性形象不如男性形象那样清晰。

然而在本书中出现的次要人物，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按照原样取自史书或者方志：教廷大使德拉·卡萨、检察官勒·科克、龙德莱教授（他的确因让人当面解剖自己的儿子而在蒙彼利埃引起轩然大波）、医生约瑟夫·哈-柯恩，当然，在众多人物之中，还有海军元帅巴巴罗萨和江湖骗子鲁吉耶利。明斯特悲剧中的主角：贝尔纳德·罗特曼、扬·马蒂斯、汉斯·博克霍尔德、克尼佩多林等，都是从当时的历史记录中抽取出来的，尽管关于再浸礼派反叛的情形全部是由敌对方记述的，然而被围困的城市里发生的狂热和过激行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司空见惯，因此我们认为关于这场惨剧的大部分细节描写是可信的。裁缝阿德里安和他的妻子玛丽取自阿格里帕·多比涅的《悲歌集》；锡耶纳的意大利美人以及她们的法国爱慕者们见于布朗多姆和蒙吕克的作品。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到访亨利-鞠斯特府上一事，跟亨利-鞠斯特本人一样是虚构的，然而这位贵妇与银行家之间的交易却实有其事，同样，她对自己的鹦鹉“绿衣情人”的爱怜以及对拉奥达米夫人的依恋都是真实的，一位宫廷诗人曾作诗悲悼这只鹦鹉之死，布朗多姆的书中也提到过拉奥达米夫人；小说里描绘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肖像时，伴随的几句关于女性恋情的奇怪议论，也出自同一位作家书中的另外一页。女主人接驾时给孩子喂奶的细节，取自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的《回忆录》，她访问佛兰德斯时比书中晚了一代人。洛伦扎齐奥在土耳其设立大使馆为法国国王效力，1541年他途经里昂时随从中至少有一名“摩里斯科人”，以及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针对他的暗杀，都是当时的资料所提供的事实。鼠疫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常常爆发，几乎成为流行病，在巴塞尔和科隆发生的鼠疫也就不足为奇，然而之所以选择1549年这个年份，是出于小说叙事的需要，与莱茵河地区一次疫情的爆发无关。泽农在1551年10月提到塞尔维（1553年被判决并烧死）面临的危险，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将事件提前了，而是考虑到这位加泰罗尼亚医生长期以来一直冒着风险，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阵营，至少在将这位不幸的天才送上火刑堆这件事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小说中影射明斯特主教有一位情妇，这件事没有事实依据，但是十六世纪萨尔茨堡一位有名的主教，他的情妇与这个人的名字相近。本书中除了两三处例外，虚构人物的名字全部取自历史档案和家谱，有时甚至取自作者本人的家谱。某些著名的人名，比如阿尔巴公爵的名字，是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拼写法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