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优哉游哉（第2/4页）

难道这样的新闻也能生发出悲剧性或喜剧性的小说？居勒·雷纳尔？这位左岸女子中学的化学老师婚姻不幸，原就患有哮喘，又被诊断得了直肠癌，听上去颇似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左拉笔下的人物。触电身亡的马塞尔·佩热尼呢？他那么热心地向朋友显摆电器设备知识，终以身殉，乃是为了促成儿子的婚事：他那兔唇儿子塞尔吉看中了朋友不穿紧身胸衣的女儿玛蒂尔德。维尔邦涅大街的那匹马呢？它会一个跟头翻上电车，怕是在怀念过去参加障碍赛的好日子，要不就是在为前些天集市上被撞死的兄弟报仇，人真可恶，竟将它兄弟做成了马排——这故事写成专栏小品颇为相宜。

关于普鲁斯特的借题发挥的本事，还有一更严肃正经的例子。1907年1月，他正读报间，忽被一头条新闻摘要“疯狂的悲剧”吸引。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亨利·梵·布莱伦伯格“疯病发作”，用厨刀刺死了母亲。他母亲惊呼：“亨利，亨利，你对我干了什么？”双手伸向天空，倒在地板上。亨利随即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想用那把厨刀割喉自杀，却找不准血管，于是又拿了把左轮手枪对着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但他玩枪也是个生手，警察（其中有一位碰巧也叫普鲁斯特）赶到现场时发现他在自己房间的床上，脸上血肉模糊，一只眼球悬于眼眶外，与满是鲜血的眼窝似断似连。警察向他询问躺在外面的母亲是怎么回事，他未及说完即一命呜呼。

倘若与案犯是陌路之人，普鲁斯特对这报道也许扫上几眼，深呷一口咖啡，便即放过。偏偏他与这位温文尔雅、多愁善感的亨利·梵·布莱伦伯格在几次宴会上见过面，有过几次书信往还，就在几个星期前，还收到过他的信，信中布莱伦伯格询及他的健康，悬想新年二人运气如何，且希望他们不久即能再度见面。

阿尔弗莱德·安布罗、马德莱和那位定居罗马的美女读者或许都会下此判断：对此骇人听闻的罪案，最相宜的文字表述是一二惊叹之语。普鲁斯特则整整写了一篇满满五页纸的文章，将这个眼球悬于眶外的厨房惨剧放到更大的背景上细加探究。他不肯仅仅将此故事看作一桩闻所未闻、难以置信的凶杀案，宁将其视为人性中固有悲剧因素的又一显例，而自古希腊迄今，人的悲剧性恰是西方众多伟大作品的中心主题。在普鲁斯特看来，亨利弑母时的疯狂一如埃阿斯杀心顿起，令希腊羊倌及羊群惨遭杀戮时那莫名的愤怒。亨利就是又一个俄狄浦斯，亨利眼球悬于眼眶之外，俄狄浦斯以取自其母（亦其妻）伊俄卡斯特死时衣上的金扣刺瞎自己的双眼，二者正相仿佛。亨利看着母亲死去想必会感到心痛欲绝吧？这情景让普鲁斯特联想到抱着考狄莉娅尸身痛哭的李尔王，彼时李尔王哭喊道：“她永远去了。她已归于尘土。再不会，再不会活过来了！为什么狗、马、老鼠之类都还活着，你却再无一点呼吸？”当警官诘问奄奄待毙的亨利之时，作家普鲁斯特却感到自己就像《李尔王》剧中的肯特，正在让爱德加别去惊动意乱神迷的李尔王：“别打扰他的灵魂，哦，随他去吧。”

这一番引经据典并非只是卖弄学问（尽管普鲁斯特碰巧说过这样的话：“若是别人的说法较自己苦思冥想所得更有意思，断不可错失良机，拒不引用。”），我们毋宁认为，这是引导人们思索弑母惨剧背后深意的一种方法。对普鲁斯特而言，梵·布莱伦伯格对每个人均有启迪意义，我们不能以为事不关己，全然置身事外而遽下判断。也许我们只不过是忘了给母亲寄生日贺卡，然当听到梵·布莱伦伯格夫人“你对我干了什么？！你对我干了什么？！”的呼号，隐隐的罪恶感也会油然而生。“‘你对我干了什么？！你对我干了什么？！’——如果于此深思，”普鲁斯特写道，“我们或许会发现，惟有深爱儿子的母亲，才会在濒死之际，如此深切、绝望地责备儿子。事实是，随着时光推移，我们往往会以我们的关爱，以我们令他们承受的忧虑和不时的惊恐，将所有爱我们的人均置于死地。”

经这样一番生发，一个看似并不比本埠消息中寥寥数行的花边新闻更起眼的故事，竟可进入悲剧史，走入母子关系的普遍主题，而它竟能唤起我们复杂的同情。须知这样的同情人们通常只给予舞台上的俄狄浦斯，为一则早报上的凶杀案唏嘘不已乃至大惊小怪，则被认为是过于滥情。

于此我们也就知道，人类的经验是多么微妙脆弱，经不起半点删削压缩，这样的经验原本可以成为明确的路标，引导我们走出迷途，而人们却是那样漫不经心，随手即将其弃置一旁。事实上，许多文学作品和戏剧就其题材而言，与早报上的花边新闻大同小异，若是取了花边新闻的形式，最初又是在餐桌边读到，我们会毫无反应，而这些作品恰恰早已被证明是根本无法删削压缩的。

维罗纳一对年轻恋人的惨剧：一青年男子误认恋人已死，自杀身亡。其恋人苏醒后见情人一命呜呼，亦以身殉。

俄国一年轻母亲因家庭纠葛投轨自杀。

法国外省一年轻母亲因家庭问题饮药身亡。

——此等消息实在平淡无奇。然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福楼拜等却以其卓越的艺术告诉我们：即使琐碎如花边新闻中的罗密欧、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故事，亦有深意存焉。只要脑子正常，任何人皆可从中看出，这是些配得上伟大作品、有资格登上环球剧院舞台的人物，而一眼望去，这些人物与维尔邦涅大街冲向电车的那匹马，与奥贝那位触电身亡的佩热尼先生，似乎毫无差别。由此普鲁斯特宣称，艺术作品是否伟大与其取材如何毫无关系，而与对题材的处理则息息相关。进而他还断言，以艺术的眼光，即芥子之微亦可见须弥之大，我们会发现，甚至报上的一则香皂广告，也可以像帕斯卡尔的《沉思录》一样，令人回味无穷。

布莱兹·帕斯卡尔生于1623年，自小即被目为天才（并非仅仅是其显贵的家族自相标榜）。二十岁时他已弄通欧几里得的三十二条定理，继则穷究数学，测算大气压力，制作计算器，设计公共马车。染上肺结核之后他还写了一部为基督教辩护的格言集，这部语带悲观却文采斐然的书，即是鼎鼎大名的《沉思录》。

《沉思录》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们从中获得启示也丝毫不必惊讶。此部大作在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令我们生出此想：若是掩卷之后仍不晓其价值，应责备的不是作者，而是我们自己。当然《沉思录》的妙处我们还是看得出，因为此书所论具有普遍意义，文字引人入胜且有某种现代的简洁。“我们并非总是挑那些出身高贵者当船长，”——有一则格言这样写道。这是对世袭贵族的抗议，如今我们自不难欣赏其中的冷嘲热讽，而在帕斯卡尔的时代重门第而不重才能，此种言论真称得上惊世骇俗。帕斯卡尔在此一语双关，以航海喻政治，不动声色地讥刺了某些人仅因出身世家即能身居高位的陋规：出身贵胄者或许会反唇相讥，就算他们连乘法口诀都拎不清，到了七乘几便一筹莫展，他们命中注定还是会独揽大权，你又奈何？——帕斯卡尔时代的读者也许会惧于此等盛气凌人的声势，不敢与之争辩；但若是有位对航海一窍不通的公爵要充船长领他们过好望角，再以类似的说词作论据，他们恐怕多半就不会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