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7页）

詹姆斯虽然出生在美国本土，也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但他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这里。他父亲是顶着假名来到加州的，假装是多年前移民过来的一位邻居的儿子。美国虽被称为“大熔炉”，但是国会却害怕熔炉里的东西变得太黄，所以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只允许那些已经来美国的华人的子女入境。因此，詹姆斯的父亲用了他邻居儿子的名字，到旧金山与“父亲”团聚，邻居真正的儿子则在他来美国的前一年掉进水里淹死了。自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开始执政，到二战结束为止，几乎每位华人移民都有着类似的故事。当那些挤在轮船甲板上的爱尔兰、德国和瑞士移民朝着自由女神像的浅绿色火炬招手的时候，中国的“苦力”却不得不想方设法偷渡到美国——这片鼓吹人人生而平等的土地。成功偷渡的人会在适当的时机返回中国探访妻子，回到美国之后，就假装宣布妻子在中国为其生下了孩子，将孩子的名字在当局登记。他们远在中国的同乡如果想到美国发财，就会顶着虚构的孩子名字漂洋过海而来。从埃利斯岛[5]乘渡轮来到纽约曼哈顿的挪威人、意大利人和俄罗斯犹太人，一般会在通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的铁路沿线定居，而蒙混入境的中国人几乎都在加州落地生根。在唐人街，这些冒名者的身份很容易被揭穿，大家用的都是假名，都希望不被发现、不被遣返回国，所以，他们拼命融入人群，极力避免与众不同。

然而，詹姆斯的父母却没有在加州落地生根。1938年，詹姆斯六岁，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他名义上的“兄弟”写来的。大萧条开始的时候，这位兄弟去美国东部谋生，在爱荷华州的一所小寄宿学校找到了工作——盖房子和修房子，但现在他母亲（真正的母亲，并非虚构）生病了，他要回中国去，他的雇主希望他能介绍可靠的朋友过来接替他。信上说雇主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安静，勤劳，讲卫生。那是个好职位，学校也非常高级，詹姆斯的母亲或许可以在学校厨房帮工，现在，就看詹姆斯的父亲是否感兴趣了。

詹姆斯不认识中文，但他一辈子都记得那封信的最后一段是什么样子的，那是用钢笔潦草写就的，正是这段话引起了父母的注意。那位兄弟说，对于雇员的孩子，学校有一条特殊规定，如果他们能通过入学考试，就可以免费入校念书。

工作机会固然宝贵，而且大家都在挨饿，但让詹姆斯的父母真正动心的，是最后这段话。为此，他们卖掉家具，提着两个箱子穿越美国，一路换乘了五趟“灰狗”长途车，历时四天。当他们抵达爱荷华后，詹姆斯的“叔叔”带他们去了自己的公寓。詹姆斯只记得那个人的牙齿长什么样——比他父亲的还要歪，有一颗牙是斜着长的，就像一粒等待被牙签剔出来的米饭。第二天，他父亲穿上自己最好的衬衫，扣子一直系到领口。他和这位朋友一起走进劳埃德学院。下午的时候，事情已经谈妥了：他从下周开始工作。第三天早晨，詹姆斯的母亲穿上她最好的连衣裙，和丈夫一起来到学校。当天晚上，两人各自带回一套藏蓝色的制服，上面绣着他们新起的英文名字：亨利和温蒂。

几周后，詹姆斯的父母带他到劳埃德学院参加入学考试。考官是个大块头男人，留着棉花一样的白胡子，他把詹姆斯领进一间空教室，给他一本小册子和一支黄色铅笔。看到册子上的考题，詹姆斯立刻意识到校方的狡猾之处：什么样的六岁孩子能够读懂（更不用说通过）这样的题目？也许只有教师的孩子可以——如果她一直辅导孩子功课的话。但对于锅炉工、餐厅女工或者看门人的孩子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块正方形操场，一条边长为四十英尺，那围着它的栅栏有多长？美洲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以下单词中，哪一个是名词？以下图形中，哪一个能够拼出完整图案？如果工人的小孩答不出来，校长会说：很抱歉，你的孩子没通过考试，没有达到劳埃德学院的要求，所以，不能免费入学。

然而，詹姆斯却知道所有试题的答案。他读过自己能搜集到的所有报纸，读了父亲从图书馆大减价中买来的全部书籍——五美分一包。于是，他在答卷上写道：一百六十英尺；1492年；汽车；圆形。答完题，他把铅笔放进课桌顶端的凹槽里。过了二十分钟，大胡子考官才抬眼看他。“已经答完了？”他问，“你可真安静啊，小家伙。”他收走小册子和铅笔，把詹姆斯带回厨房，他母亲就在厨房工作。“我会给考卷打分，下周告诉你们成绩。”他说。但詹姆斯已经知道自己通过了。

九月份，新学期开始，父亲开着学校借给他做维修的福特卡车送詹姆斯去学校。“你是就读劳埃德的第一位东方学生。”父亲提醒他，“做个好榜样。”开学第一天早晨，詹姆斯滑进他的座位，坐他旁边的女孩问：“你的眼睛怎么了？”这时，传来老师恐怖的号叫：“谢莉·拜伦！”詹姆斯意识到，这种时候自己应该表现得难为情才行。因此，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吸取经验，立刻红了脸。开学第一周的每堂课上，都会有同学研究他：这个男孩是从哪儿来的？他有一个书包、一套劳埃德的校服，但他不和其他同学一样住在学校宿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父亲时常被学校叫来修窗户、换灯泡、擦地板。詹姆斯蜷在教室最后一排，看着同学们的目光在他父亲和他之间逡巡，对于同学的疑问，詹姆斯了然于心，于是他把头垂得更低，鼻尖几乎贴到了书页上，直到父亲离开教室为止。第二个月，他告诉父母说，希望能让他自己上学放学，不必接送，这样，他就可以假装普通学生，只要穿着劳埃德的校服，就很好假装。

他在劳埃德待了十二年，从来没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家。劳埃德的学生似乎都是清教徒、参议员或者石油大亨的子女，班上搞家谱调查的时候，他会假装忘记这项作业，不愿画出自己的复杂家谱。“不要问我问题。”老师在他的名字旁边记下红色的零分时，他在心中这样默祷。他自己起草了一份“美国文化学习计划”——听广播，看漫画，省下零花钱看两部连映的电影，了解新棋牌游戏的规则——以防人家问他“嘿，昨天听雷德·斯克尔顿的节目了没”或者“想玩‘大富翁’吗”。不过，从没有人这么问过他。长大一点之后，他从来不去跳舞，不参加动员大会，或者低年级、高年级的舞会。运气好的话，女孩们会在走廊里朝他微笑；运气不好，她们会在他经过时盯着他，还会在他转弯的时候窃笑。詹姆斯的毕业年鉴上印了一张他和大人物的“合影”：当时他站在学生队伍中欢迎杜鲁门总统，他的头出现在生活委员和一个女孩的肩膀之间，这个女孩后来嫁给了比利时王子。虽然他的耳朵平时经常会因为害羞而变得红通通的，但从照片上看，却是不自然的灰色，他的嘴巴微微张着，一副擅闯禁地被人逮住的样子。上大学后，他希望情况能有所改善，然而，在哈佛读了七年书——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情况却丝毫没变。他鬼使神差地研究起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却始终没告诉父母或者亲戚。他只认识几个熟人，没有朋友，在椅子上坐不稳当的习惯依旧没改，就好像随时会有人过来撵他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