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疗伤药（第2/4页）

贝里曼和他们的朋友走了以后，我去起居室看杂志。通常我都很忧郁。这个灯光柔和的大房间，绿色和枯叶色的色调，为情绪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整洁的背景，就仿佛人走上了舞台。在家的时候，情绪的控制都还可以，把情绪埋藏在一堆可以修补情绪的事里，补铁，玩拼图游戏，收集小石头，诸如此类。我家就是这样的类型，在楼梯上永远会撞上别人，永远在听广播里的曲棍球赛或者超人的故事。

我起身，找到了贝里曼的《死的舞蹈》[1]，放进电唱机，关掉了起居室的灯。窗帘只拉上了一半，街灯模糊地落在窗玻璃上，把上面一小块薄薄的灰尘照成了金色。光秃秃的树枝影子裹在春天芬芳的风中，在金色之中晃动。这是一个温和的黑夜，上一场积雪正在融化。一年以前，这所有的一切—音乐，风，黑暗，树枝的影子，会让我感觉无限喜悦。可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它们只能唤起乏味的，熟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有羞辱感的，隐密的念头。我就当自己的灵魂已经死了。我进了厨房，决定灌醉自己。

不，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去厨房，是去找一瓶可乐，或者看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餐桌的前头放了三个漂亮的，高高的酒瓶。三个瓶子里都有一半高的金色液体。不过，我瞅了瞅，拎起来感觉了一下重量。这时候，我也没决定要把自己灌醉。我决定喝一口试试。

这就是我的无知之处，我灾难性的天真。是的，我确实见过贝里曼夫妇偶尔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喝掺冰水的威士忌，跟我偶尔喝杯可乐差不多，但我对自己，却没有用上这样的态度。没有。我想的是，烈酒是在极端状态下喝的东西，指望发生一些不管这种那种，总之是放纵的后果。即使是喝了巫婆的药水的小美人鱼，也没有比我更为不小心。我在水槽上方黑洞洞的窗户上，看到了自己僵硬的脸，表情黯然。我从每个酒瓶里都倒了一点威士忌出来，把酒杯倒满了。现在我回想，记得有两种牌子的黑麦酒，还有一种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因为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别人倒酒，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通常都要往酒里掺水、加苏打这类东西来稀释。我穿过起居室的时候看见，贝里曼家的客人拿着酒杯，杯里差不多是满的。

我尽可能迅速地全喝了，把酒杯放下来，站在窗玻璃前看自己的脸，希望能看见变化。我的喉咙像在燃烧，但没有别的感觉。当我试图有所感觉时，非常失望。但是，我不打算就这样算了，于是我又倒了满满的一杯，然后往每个酒瓶里加水，大概加到我进厨房的时候看见的水平线。我喝第二杯的速度，只比喝第一杯慢一点。我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放在餐桌上，大约是感觉到脑袋里沙沙作响，有什么就要来临了。于是我去了起居室，坐到椅子上。我摸到了椅子边的地灯，拧亮。房间扑到了我身上。

我说我盼望的是放纵的后果时，指的不是这样的后果。我想的是某种情绪的彻底变化，一种兴奋的，没有任何责任的情绪高涨，一种逃避以及失控的感受，伴随的是微微的眩晕感，也许还有一种大声傻笑的冲动。我丝毫不知道是这样的，天花板打转，像有人朝我扔过来一只无比巨大的盘子；也没有想到，椅子上淡绿色的斑点膨胀，从不同方向汇聚到一起，瓦解，和我玩一个充斥着巨大的，毫无意义的，单调的，恶毒的游戏。我的脑袋往后仰，我闭上了眼睛，然后，我立刻又睁开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离开椅子，往走廊走。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到了贝里曼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我浑身不舒服，哪里都不舒服，我像石头一样倒在地上。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再也想不起来接下来的任何情景了。我对于接下来的一小时，或者两小时的记忆，碎成了生动的，却未必真实的片段。片段与片段之间，除了黑暗与无常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记得我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看着脸一侧的六角白色小瓷砖。它们在一起拼凑出来的图案逻辑清晰，令人赞叹。我以一个刚刚被呕吐撕碎的人的心智，怀着一腔支离破碎的感激之情，看着这些图案。接着，我记得的是，我坐在走廊电话前的凳子上，虚弱地问乔伊斯的电话号码。乔伊斯不在家。她妈妈告诉我，她在凯·斯特林格家。乔伊斯的妈妈是一个没脑子又多嘴的女人，她一点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尽管我感觉虚弱，机械地和她说谢谢。我不知道凯家的电话号码，只能问接线员了，我想我没办法查电话号码本。

凯·斯特林格并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乔伊斯的新朋友。她似乎有一种放浪的声名，还有一头长发，颜色从肥皂的淡黄到焦糖的棕色都染过。色泽虽自然，颜色本身却很奇怪。她认识许多比马丁·柯林伍德更让人兴奋的男孩子，退学的男孩，或者被送到城里曲棍球队打球的男孩。她和乔伊斯坐这些男孩子的车到处游荡。有时候，她们和他们一起去小镇北边公路上的快活舞厅。当然了，肯定是对她们的妈妈撒了谎。

我和乔伊斯通话了。她非常兴奋，因为她身边总是有男孩子，她几乎没有在听我讲话。

“嗯，我今天晚上不行。”她说，“这里有几个小孩。我们要打牌。你认识比尔·科林吧？他在这里。罗斯·阿莫……”

“我吐了。”我试着说清楚，发出来的是非人声的嘶喊，“我喝醉了！乔伊斯！”然后，我从凳子掉了下来，听筒也从手里掉了下来，凄凉地重重敲在墙上，敲了好一会儿。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乔伊斯我在哪里，所以她想了一会儿，给我妈妈打了电话，找了一个借口，就是那种年轻女孩最乐于编造的，毫无必要的借口。她知道了我的地址。她和凯，还有那些男孩子当中的三个，对凯的妈妈撒了谎，然后一起跳进车里，出来了。他们发现我躺在阔幅织机织成的走廊地毯上。我又吐了，这一回，我没能到卫生间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斯特林格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只是偶然来到现场，她喜欢危机事件，特别是像这样的危机，有可疑的，可以诽谤的一面，而且必须对成年人的世界保密的危机。她立刻兴奋起来了，变得积极能干，以前被称为的放浪，实际上不过是强烈的女性本能泛滥，管理、安慰和控制的本能。我听到她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她叫我不要着急，叫乔伊斯去找一个最大的咖啡壶，装满咖啡。她说，要浓咖啡。她叫男孩把我扶起来，抬到沙发上。稍后，一片离我遥不可及的雾气之中，我听见她在要板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