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情遐想（第2/2页）

“好吧！”我叹了一口气，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我理解基利尔一直惦念着留在汽车里生病的小彼得和妻子。我请他赶快跑去看一看他们，如果状况还好，还可以忍受，我们就再到墓地里去参观一会儿。如果小彼得病情有所加重，我们就立刻返回巴黎。

基利尔沿小径向公墓大门跑去，我在近处的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歇一歇自幼受寒作痛的腿脚。

时值十月下半月，巴黎的气候相当于我们西伯利亚的九月份天气。这时候在俄罗斯正是秋阳杲杲的大好时节，叶尼塞河彼岸的巍巍群山上覆盖着赤杨树，漫山遍野被染得通红，好似烈火在燃烧，但却又看不到一丝一缕烟尘。桦树落叶飘然而下，黄色的叶浪在所有的山谷里和小溪里流淌，阳光照耀，金灿灿的阔叶卷成了一团团。桦树的阔叶柔情地抚摸着落叶松枯萎的针叶，小小的针叶在光秃秃的森林里一直到降雪时还将保持着赤黄的色彩，它为自己在原始森林里显露出的孤傲的美丽而陶醉，它的最后一束针叶在初雪铺地时才无声无息地掉落在树根近旁。

在这里，在异国他乡，树叶散发出俄罗斯秋天的气息——桦树叶金黄，枫树叶和梣树叶火红。在铺满枯叶的干燥的小路上，飘落的叶子，五颜六色，层层叠叠，交织混杂，构成一幅秋日的绮丽图画。公墓的围墙和墓志铭同样也很引人入胜。我坐的长椅对面有一座墓，围墙是用玲珑精巧的雪花石膏（也许是石头）制作的，围墙里铺着厚厚的一层树叶，叶子萎蔫，飘散出可爱的俄罗斯泰加林或者是西伯利亚泰加林的刺鼻的苦味和浓郁的香气。这是由于周围生长着繁密的桦树和雪松，它们已经长成大树，但不知为什么还是那么忧伤、悲戚，虽然没有一丝轻风吹拂，没有惹人烦乱太阳的炙烤，可是树叶宛如地球上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仍然带着略能听到的哀婉，不停地向下飘落、飘落，覆盖住了公墓和围墙。在公墓中间用类似大理石，也许就是廉价的大理石板修筑了某种标志，从远处看，酷似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塔楼，塔楼的边缘和槽沟上粘贴着平滑的小石块，做工十分精巧，非常富有魅力，而且用同样的小石块拼成了简单的花字，显然这是什么人竭力想使这个简陋的公墓增添一些华丽，为俄国人在这里的最后安息地附加几分贵族色彩。

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基利尔所说的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阵亡将士公墓就在我的面前。我怀着一种重新燃起的兴致从碑的一角读起，开始看死者名单上的生卒年月。他们诞生日期不同，大部分都是出生在这里，在法国，他们的死亡时间，如大理石板上所写：“于1943年至1944年被处决。”

我的目光在一张张照片上溜过，在照片上搜寻。猛地，停在了正对着我的一张照片上，它比我们护照上的照片略微大一点，照片上的女人长得很美，梳着俄国妇女的发式——中间分缝的平直发。她的一双大眼睛闪烁着信任的光芒。一张圆脸，嘴唇稍启，似乎是在发问：“怎么样，你认出我来了吗？”我当然立刻就认出来了，而且我的心在颤抖，在飞快地跳荡，就像遇到出乎意料而又令人激动的时刻那样，我简直不知道我的心要飞向何方，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我过去看见过她的照片，那都是明显的“法国派头”的照片：面部浓妆艳抹，目光无精打采，扭歪着头，一副做作的姿态——这一切都赋予她一种异国情调，而这张照片上的姑娘与所有俄罗斯的漂亮姑娘一样。 俄罗斯画家维涅兹安诺夫画了一幅肖像画：一位俄罗斯美女，腋下夹着一颗圆白菜，画上的美女就是以众多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作为模特的。

眼前的就是维卡·奥勃连斯卡娅的墓，她1944年11月被处死，她安眠在这里，在远离祖国的法国公墓，她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祖国，却为自己的祖邦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所有的俄罗斯爱国女性和俄罗斯美女的典型特征。她的生命噩梦般地结束了——20世纪的暴徒、刽子手们把一个不满二十四岁的女人的头砍掉了。

在大理石板和公爵夫人的照片上有轻轻一层灰尘和雨滴的痕迹。我用手掌擦拭了几下石板，不自觉地希望长眠在地下的她能够通过我的手感受到来自遥远祖国土地的温暖情怀。

过去读过的种种书籍中的一切忘情畅想，一切浪漫色彩的意中人，在暴力和死亡面前都已经破灭。我曾经多次埋葬过自己的亲人，我的两个女儿已经先我而去了，像我这样的白发老人还能去爱什么“公主”吗？只不过是上帝和时间馈赠给我的一种美妙忘情遐想而已，为此我感激涕零。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一无所有，他将贫乏空虚，一钱不值。还有一点：一个人忠实于自己的偶像，自己的“意中人”，他终于得到了幸福的回报，尽管这种回报姗姗来迟，而且是悲哀的相逢。

基利尔回来了，他说儿子病情没有恶化，正在睡觉，妻子也放心了，因此我们可以接下去再走一走，看一看。

“今天这一天，简直是奇迹！”

“是的，这一天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他用疑问的目光盯着我看。

“上帝这样认为！”

基利尔喃喃地说着些模棱两可的话，一些颇为流行的含义深邃的语言。他说，是啊，在人世间和大自然中无疑存在着某种力量，也可能是最超然的力量，不过……

我说，我不怀疑，而且确信这一点。我让他看了看俄国公爵夫人维克托莉亚·奥勃连斯卡娅的遗像。

回巴黎的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后来，我们在法国式的住宅里喝了俄式的“茶”。整个晚上基利尔一次也没有提到圣日耳曼隐修院，有关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公墓的事也只字未提。但是他却不时地用隐含着的深沉的目光打量着我，仿佛是在发问：这位无上光荣的抵抗运动女英雄、俄国公爵夫人能否感觉到，有这么一位在行军中双腿受过伤的西伯利亚莽壮汉，有这么一位从未被授予任何军衔的战壕列兵，千里迢迢地来到此地拜谒她的墓呢？

然而这个问题是上帝提出来的，也只有上帝才能做出回答。

[1] 据历史记载，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俄国流亡者的后代中有一位名叫维拉·阿波罗诺芙娜·奥勃连斯卡娅（娘家姓玛卡洛娃），1945年被德国法西斯处死。

[2] 德罗兹多夫斯基（1881—1919），白俄将军，十月革命后白卫军组织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