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家人好

“嗯，我知道这好像挺滑稽，”那个年轻人在制图板前站起身子说，“可是我想我们还没有互相正式介绍过。我叫丹·罗森塔尔。”他个子高，块头又大，他的面孔说明了他很腼腆。

“比尔·格罗夫。”握手时我告诉他，然后我们都装做安定下来。我们刚进雷明顿·兰德公司，被安排坐在同一个玻璃格子间里，这是在迷宫般的十一楼，光线明亮，人们都压低声音说话。时间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地点是纽约。

丹·罗森塔尔的工作，是为公司的“对外宣传刊物”设计和画插图，这份刊物是份华而不实、让人无法卒读的月刊，名为《系统》，我的工作是为这份刊物撰稿并编辑。在做着他的工作中最精细的部分时，他好像也能说话、聆听，我很快变得会几个钟头乃至几天不去理会工作，所以在他那张清清爽爽的制图板和我的一贯让人泄气、放得乱七八糟的办公桌之间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开始几乎一直会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那年我二十三岁，丹比我大一岁左右，他说话带着一种生硬、低沉的亲切感，似乎保证他将永远是个好伙伴。他跟他的父母和弟弟住在布鲁克林，“前面一拐就到了科尼岛，这样说，能给你一个概念。”他最近刚从库珀联合学院的艺术学院毕业——这所学院不收学费，但是因为挑选学生极为严格而出名，我听说录取比例为十比一，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他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儿上的学，比尔？”他问，这一直是个让人难堪的问题。

我退伍时，美国大兵权利法案[1]提供的大好机会摆在眼前，但是我居然没有利用——我永远都不能完全想通是为什么。部分是害怕：我上高中时成绩糟糕，在部队里，测我智商为109，我不想再冒着失败的危险。部分是自负：我计划尽快成为一名职业作家，那让上四年大学似乎耽误事，是浪费。另外还有第三个因素——这要费很大劲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可以用一种极为简化的方式讲出来，比害怕和自负的那些话容易讲——在被问到我为什么没上大学时，我的回答颇为经常是：“我得照顾我妈妈。”

“哦，那就太糟糕了。”丹·罗森塔尔面带担心地说，“我是说，你错过上大学太糟糕了。”他好像考虑了一阵子这件事，一边用一枝细细的画笔来回描，那里笼罩着清新的香蕉油[2]味，格子间里他那侧，一直有这种气味。后来他说：“不管怎么样，如果美国大兵法案给被抚养的妻子和孩子发补助，干吗他们不给被赡养的母亲发补助？”

我从未深入考虑过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可是不管我回答得有多么前言不搭后语，含糊其词，都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在我自传中的黑暗地带，又发现了一处沼泽区。

“你现在结婚了吗？”他说。

“嗯哼。”

“那，谁去照顾你妈妈？还是你吗？”

“没有，她——嗯，她现在基本上恢复过来了。”我说，那是扯了个谎话。

我知道他不会再追问，他也的确没有，办公室友谊使得他不可能那样。不过我在紧张地翻看《系统》的稿件时，也知道从现在开始，在丹·罗森塔尔旁边，我得看好自己的嘴巴。

从我记事起，我妈妈就靠离婚赡养费生活。我爸爸一九四二年去世后，什么都没给她留下。刚开始，她做过几份没面子的辛苦工作——在一家研磨透镜的作坊干活，在生产百货商店用的人体模型的租金低廉的大通间工厂里干活——但是像那种工作，令人痛心地不适合一个糊里糊涂、快速衰老、经常变得歇斯底里的女人来做，她经常自以为是雕塑家，至少像我自以为是作家一样认真。我入伍那段时间，她作为“A类被赡养人”得到了一点实惠，但是不会很多。有一阵子，她跟我姐姐一家住在长岛的郊区，可是在那座不快乐的房子里，出现了个性冲突，很快导致她回到纽约——也就是到了我身边。我姐姐给我写过一封信来谈这件事，似乎这件事情微妙得无法在电话上谈。她解释说她丈夫觉得跟岳母同住的“观点”理论上挺合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还说她相信我能够理解。

所以就那样开始了。我妈妈跟我靠我挣的很少一点实习期工资生活，我先是在一份行业刊物，然后在合众社当改稿编辑，我们一起住在哈德逊街的一套公寓里，那是她找到的。除了有种噬心的感觉，即对一个年轻男性来说，这不能算是一种具有冒险精神或者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我一开始感觉挺舒服。我们相处好得让人吃惊，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一向都相处得不错。

在整个童年阶段，我都佩服她把金钱问题不当回事的做法——也许有甚于佩服她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或者她如此频繁地唤起我对她的爱，那一点让她在我眼里显得不同寻常，觉得她挺不错。如果我们偶尔被租住的地方赶出来，如果我们很少有穿得出去的衣服，有时会挨饿两三天，等着我爸爸每个月的支票，那种艰辛，只是加强了她躺在床上大声给我和我姐姐阅读《远大前程》时甜蜜的痛苦感。她具有自由精神，我们具有自由精神，只有一个由债权人或者“像你爸爸那种人”组成的世界，才不懂得欣赏我们生活中的浪漫。

现在，她经常向我保证说这样安排只是暂时的——她肯定很快就会找到办法“重新站稳脚跟”——可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她根本不去努力，也不去制订什么合理计划，所以我开始失去耐心。这完全没有意义。我不再想听她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不想跟她一起哈哈大笑；我觉得她喝酒喝得太多，发现她小孩子气，而且不负责任——这是我爸爸说过的两方面——我甚至不想去看她：小个子，背驼，穿的是有品位却从来不是很干净的衣服，黄灰色的头发稀疏，乱糟糟的，嘴部肌肉松弛，一张脸上要么是闹脾气，要么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她的牙齿好多年都有毛病，不好看，而且开始疼。我领她去了北诊所，那是格林威治村一座古老的小小的三角形砖制标志性建筑，据说是纽约最古老的免费牙医门诊处。一位和气的年轻牙医给她做了检查，跟我们说她的牙得全拔了。

“哦，不！”她叫道。

没办法在这家门诊处做拔牙手术，他解释说，可是如果她去那位医生在皇后区的私人诊所，他可以在那儿给她拔牙，并给她做副假牙，只收正常费用的一半，因为她是这边的门诊病人。

就那样说定了。我们坐火车去杰麦卡，我一直陪着她，听她在每次被拔掉一颗牙时，都发出咕咕哝哝的声音，浑身发抖。看着那位医生把一颗又一颗丑陋的牙齿放到他的小瓷盘子里，让我脚趾收紧，头皮发麻。看着可怕，但是奇怪地也令人满足。一颗，一颗，随着每颗牙齿带着血掉到盘子上，我想，一颗……一颗……一颗。她又怎么能把这当作浪漫之事？也许到现在，她终于能够接受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