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3/4页)

“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堂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堂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颠倒了。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长膘、下崽。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堂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四把皮椅子,屋角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

“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堂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霉事。”

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堂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堂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等他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堂萨瓦斯惊愕了一下,不过脸上没有显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儿咖啡吗?”堂萨瓦斯问。

“先不要,”镇长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好像在想念着什么,“您睡觉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很好,就像其他镇上一样。”

堂萨瓦斯用手指揉揉眼皮。

“几点了?”

镇长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说。然后,他在安乐椅上换了个姿势,悄悄地把话拉入正题。

“咱们谈谈,好吗?”

“我想,”堂萨瓦斯说,“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

“也没什么可干的,”镇长说,“说来说去,这件事对谁都不是个秘密。”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言谈举止十分自然。

“请您告诉我,堂萨瓦斯,自从蒙铁尔寡妇答应把牲口卖给您起,您究竟弄过来多少头了?又给多少头重新打上烙印了?”

堂萨瓦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数也没有。”

“您一定记得,”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种事有一个名称。”

“盗窃牲畜。”堂萨瓦斯说。

“是的,”镇长肯定道,“比如说,”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三天内您拉走了二百头牲口。”

“但愿如此。”堂萨瓦斯说。

“好吧,就算二百头,”镇长说,“您知道有什么规定吗?每头牲口政府要抽五十比索的税。”

“四十。”

“五十。”

堂萨瓦斯只好不吭气了。他靠在弹簧椅的靠背上,转动着手指上那只镶着光滑的黑宝石的戒指,眼睛仿佛盯住一盘象棋。

镇长用冷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可是这一次,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他接着说,“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等了一会儿,看见对方没有反应,又解释说:

“您已经知道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米查埃尔呢?”

“卡米查埃尔,”镇长说,“两小时以前被看管起来了。”

听到这儿,堂萨瓦斯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副既佩服又惊讶的表情。他感到内心涌起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猛地把肥胖笨重的身躯扑到办公桌上。

“妙极了,中尉,”他说,“照您看,这算得上一场美梦吧!”

黄昏的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觉得许多往事又重现了。广场上的杏树又落满了灰尘。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但冬天悄悄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赫尔神父散步回来,正好看见大夫往诊所的门锁上捅钥匙。

“您瞧,大夫,”神父笑呵呵地说,“连开门也需要上帝帮忙。”

“有盏灯帮忙也行啊。”大夫笑着回说。

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才回过身来和安赫尔神父说话。他忽然发现,在暮霭中,神父沉着脸,面色通红。“请等一等,神父,”他说,“我看您的肝恐怕不太好。”说着,他拉住神父的胳臂。

“是吗?”

大夫打开门灯,端详着神父的脸。他对神父的关怀不仅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感,更多的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大夫推开纱门,打开诊所的灯。

“我给您检查一下,神父,这五分钟时间不会白花的,”他说,“看看血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本来有急事。大夫一坚持,他只好走进诊所,挽起袖子准备量血压。

“要说我那会儿,”神父说,“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儿。”

希拉尔多大夫把椅子放在他跟前,坐下来给他量血压。

“眼下才是您的好时候呢,神父,”他笑着说,“千万别错过。”

大夫两眼盯住血压计的水银柱,神父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这间屋子,病人一进诊室,往往就变成这样痴痴呆呆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发了黄的证书;一张小女孩的画像,脸庞本来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边面颊被虫蛀了,变成蓝色;还有一幅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屋子最里面有一张白色的铁床,后面有一个药柜,里头放满了贴着商标的药瓶。窗子旁边是一个放医疗器械的玻璃柜,还有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屋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属非饮用酒精的味道最呛鼻子。

量完血压,希拉尔多大夫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这屋里缺一张圣像。”安赫尔神父嘟嘟哝哝地说。

大夫朝四面墙上溜了一眼。“不只是我这儿,”他说,“镇上也缺圣像。”说罢,他把血压计放进一个皮盒里,使劲拉上拉链,又说:

“告诉您吧,神父,血压正常。”

“我早就料到了。”堂区神父说。然后,他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比起往年来,今年十月我觉得最舒服了。”

神父慢腾腾地把衣袖放下来。他身上那件法袍四边缝了又缝,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鞋,两只手很粗糙,指甲黢黑,像是被火烧焦了似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处境:他这个人穷得没法再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