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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起话来还是像反刍动物那样慢吞吞的，跟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没什么可说的。他大概以为我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便告诉我们说，警察砸开大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在院子里用镐刨地。他讲话的口吻不像是在抗议，而且恐怕连抱怨、诉苦也说不上。

关于梅梅的事，他解释了几句，听上去挺幼稚可笑的。不过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倒真像有那么回事。他说梅梅走了，就这么简单。铺子一歇业，梅梅在家里闲得无聊，平时不和人说话，跟外界也不来往。他说有一天，他看见梅梅在收拾箱子，什么也没对他说。后来，她换上出门的衣服，穿上高跟鞋，手里提着箱子往门口一站，还是什么也不说，似乎就是摆出个样子来，好教他知道她要走了。他说：“于是我站起来，把抽屉里的钱都给了她。”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夫？”

他说：“您照我的头发估摸一下吧。这还是她给理的哪。”在这次会面中，“小狗”很少讲话。自打一进屋，看到大夫——这是他在马孔多十五年中唯一一个闻名而未见面的人——那副模样起，他就有点懵里懵懂的。我发现这两个人真是长得太像了（也许因为大夫剪掉了胡子，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狗”）。两个人倒不是长相一模一样，但是很像亲兄弟，其中一个要年长几岁，更加瘦小干枯。他们的面部特征就像亲兄弟一样类似，只是一个长得像爸爸，一个更像妈妈。忽然，我想起那天夜晚我们在走廊上进行的最后一次交谈。我说：

“这位就是‘小狗’，大夫。上次您答应过要去拜访他的。”

他笑了，看了看神父说：“是有这么回事，上校。不知为什么我没去。”他还在看“小狗”，上下打量着他。这时候，“小狗”开口说话了。

“有个好开头，就不怕什么晚不晚的，”他说，“我很高兴跟您交个朋友。”

我发现，“小狗”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时那股锐气，讲起话来畏畏缩缩的，不像他在布道坛上那样声若洪钟、斩钉截铁。平时他宣读《布里斯托年鉴》的天气预报时，总是那么声色倶厉，咄咄逼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那天夜里的事了。当时，人们苦苦哀求，要大夫去照看伤员，可他却连门也不肯开。人们这才高喊出那个可怕的判决（现在我正在阻止人们执行这个判决），又是“小狗”出面干涉，救了他一命，他才得以活到今天清晨。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来一直想打听清楚的一件事。我对“小狗”说，我还要在这儿跟大夫说会儿话，请他先去找当局说说情。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

“告诉我，大夫，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他木呆呆地说：“什么孩子，上校？”我说：“你们俩的孩子。离开我家的时候，梅梅怀着身孕哪。”他平静地、不动声色地说:

“您说得对，上校。您瞧，我把这件事都给忘了。”

爸爸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从爸爸的眼睛里，看得出他正强压着激动的情绪。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三点钟）。等的时间愈长，我就愈是担心。孩子那种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的表情（他好像什么都不想问），那种和他爸爸一样的无动于衷、冷若冰霜的神色，真教我担忧。我的儿子似乎就要在这个礼拜三的炽热的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就像九年前马丁从火车的窗户里挥动着手，一去不复返一样。如果孩子愈长愈像他的爸爸，我的全部心血就算白费了。我祈求上帝保佑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普通人一样有体积、有重量、有肤色的人，但这毫无用处。只要他的血液里有他爸爸的细胞，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五年前，孩子和马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自从赫诺维娃·加西亚带着六个孩子（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回到马孔多以后，这孩子就越来越像他爸爸了。赫诺维娃发胖了，也老多了，眼睛周围出现了几条青筋，原先光润洁白的脸显得有些腌臜。那群小雏鸡穿着白鞋，衬衫上镶着蝉翼纱的花边儿，围着她叽叽喳喳，欢蹦乱跳，她感到很幸福。我知道，赫诺维娃是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的。看到她的孩子，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厌恶。孩子们活动起来直胳臂直腿的，好像被一个总开关操纵着。六个孩子个头都很小，一个个吵吵闹闹的，鞋子、衣服上的花边也是一个式样。赫诺维娃的身上挂着不少城里人的饰品，在这样一个淹没在尘埃中的败落小镇上，她那杂乱无章的幸福让我感到悲哀。她装出很幸福的样子，一再抱怨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据她说，在木偶剧团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然而，她的一举一动中却蕴含着某种苦涩，教人看了觉得滑稽。

一见到她，我就想起昔日的生活。我说：“瞧你，可真发福了。”她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翳，嘴里说：“或许是回忆使人发胖吧。”说着，两眼直盯在我孩子的身上。她问：“那个老爱穿四个纽扣外套的家伙怎么样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干脆地回答她说：“走了。”赫诺维娃说：“就给你留下这个娃娃？”我说是的，就留下这个孩子。她粗鲁地、放肆地大笑起来：“五年才生一个，他可真够熊的。”她一边说话，一边咯咯咯地叫着，在那群乱哄哄的小雏鸡当中走来走去。“唉，我为他发过狂。我发誓，要不是咱们认识他的时候正赶上给孩子守灵，我一定会把他从你手里夺过来。那时候，我很迷信。”

分手前，赫诺维娃盯住我的孩子看了几眼说：“这孩子真像他，就差穿上那件四个扣子的外套了。”打那时起，我愈看这孩子就愈觉得像他爸爸，仿佛赫诺维娃在他身上施了魔法。有几次，他用胳膊肘撑着桌子，脑袋歪到左肩上，两只迷茫的眼睛不知看着什么地方。这副模样让我大吃一惊。马丁斜倚在栏杆上石竹花的花盆旁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马丁这句话会从孩子的嘴里说出来。譬如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他坐在我身边，沉默不语，不住地用手擦着热得发红的鼻子。我问他：“疼吗？”他说不疼，还说他在想他会戴不住眼镜。“别想那些事。”我一边说一边给他解开系在脖子上的白带子。我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朝爸爸待的地方望过去。他在叫卡陶雷。卡陶雷是那个年纪最大的瓜希拉长工，个儿不髙，长得挺敦实。他正坐在床上抽烟，听到有人叫，抬起头来，用阴郁的小眼睛寻找爸爸的脸。爸爸正要说话，只听后屋里响起了镇长的脚步声。他趔趔趄趄地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