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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不管我怎么安排，她都说行。这次却不行了。两个月前，她对我说又怀孕了。我的回答和第一次一样：你今天晚上来，还像上次那样。她说，今天不来，明天再说吧。到厨房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她说，我等着她。可是她说，她不会来了。”

他走到床前，没有坐下，又转身，开始围着屋子踱步。他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好像躺在吊床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话似的，口气很冷静，又很坚定。我知道，我想打断他也打断不了，索性听他说下去。他说：

“但过了两天，她又来了。我全都准备好了。我叫她坐在那儿，我到桌子那边去拿杯子。我说，喝了吧。看得出来，这一次她不想喝。她看着我，脸绷得紧紧的，口气挺硬地说，‘这个孩子我不打了，大夫。我要把他生下来，把他拉扯大。’”

他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把我惹火了。我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大夫。您这两件事干得都很不漂亮。首先，您在我家里干了这种事；其次，您又给她打胎。”

“但您看，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上校。我能够做的也不过如此。后来，我看见事情无法收拾，就想和您谈谈。我本来打算就在这几天找您。”

我说：“依我说啊，您心里明白，只要真想把这件丑事遮过去，还是有办法的。您很清楚我们这家人的处世原则。”

他说：“我无意给您招惹麻烦，上校。请您相信我。我要和您谈的是这么回事——我想和那个印第安姑娘搬到大街拐角的空房子里去住。”

“这叫公开姘居，大夫，”我说，“您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时候，他又走到床前，坐了下去，向前探着身子，胳膊肘撑在大腿上，继续说话。他的口气变了，开始他的口气是冷冰冰的，现在则变得恶狠狠的，充满挑衅的意味。他说：“只有我提出来的这个办法才不会给您招惹麻烦，上校。否则的话，我就要说，孩子不是我的。”

“梅梅会把实情说出来的。”我说。我生气了，他说话的态度太放肆了，真是欺人太甚，我简直没法平心静气地听下去。

然而，他却用冷酷无情的口吻说：

“请您相信，梅梅是不会说出去的，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所以我才对您说，我要和她搬到街角去住，无非是想给您免去麻烦，上校。”

他居然敢断定梅梅不会把怀孕的事推到他身上，而且有这么大的把握。这倒着实教我惶惑不安了。我不由得暗中思忖：他的话不软不硬，可真是话中带刺啊。我说：

“我们相信梅梅就像相信我的女儿一样，大夫。在这件事上，她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有些事您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您就不会这么说了，上校。请恕我直言，拿她和您的小姐相比，可真是有辱令爱了。”

“您说的这话毫无道理。”我说。

而他还是用那种冷冰冰的语调回答说：“我是有理由的。刚才我说她不可能说出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也是有理由的。”

他把头朝后仰了仰，深深地舒了口气，又说：

“假如夜里梅梅出来的时候，您有空从旁监视监视，恐怕您就不会要我把她带走了。如今只好由我来担这个风险，上校。为了不给您添麻烦，死了人由我负责。”

我明白了，他根本不会带梅梅到教堂去，大概连教堂门口都不会经过。然而，更严重的是，听了他最后这几句话，我竟然没有阻拦他。后来，这件事一直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本来我有好几张好牌，而他只有一张，可是，他还是凭这张牌逼得我干了一件违心的事。

“好吧，大夫，”我说，“今天晚上我派人去收拾街角那所房子。不过，我有言在先，是我把您撵走的，不是您主动走的。您这样对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任，他早晚会和您算这笔账的。”

我本来以为这几句话准会激得他火冒三丈，正等着他发作一通。然而，他却把他自尊的全部分量压到了我的身上。

“您是个体面人，上校，”他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件事就用不着您来提醒我了。”

他站起身来，脸上没有露出胜利的神情。用这种方式报答我们八年来的关照，他甚至也没感到满意。我觉得沮丧不安，心里乱成一团。那天夜里，从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我看到死神正在步步逼近。是啊，我多么自私，由于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在后半生我将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他呢，却坦然自若地说：

“至于梅梅，你们用酒精给她搓一搓。千万别给她吃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