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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气之下真想下个命令，叫长工们打开棺材，把悬梁自尽的人再吊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是，我女儿恐怕承受不了，我外孙也是，她本就不该把他带来的。尽管这样对待死者，凌辱一具不能自卫的肉体，搅扰一个刚刚在棺材里安息的人，于我倒是无所谓的。挪动一具宁静地躺在棺材里尽情歇息的尸体，并不违反我的处世原则。我满可以把死者重新吊起来，只为了看看那家伙究竟能有多得寸进尺。但是，不能这样做。我对他说：“您放心，我是不会下这种命令的。如果愿意，您可以自己动手把他吊起来。出了什么事，由您负责。请记住，我们可不知道他死了多久了。”

他没有动，还是站在棺材旁边，两眼望着我，接着扫视了一下伊莎贝尔和孩子，然后又瞅着棺材。忽然，他脸向下一沉，咄咄逼人地说：“您心里该明白，会出什么事。”我很清楚，他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人。我说：“那是自然。我这个人就是敢作敢当。”他两手交叉，满头大汗地朝我走过来，想用某套精心设计的滑稽动作把我给镇住。他说：“请问，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昨天晚上上吊的呢？”

我等他走到跟前，一动也不动地瞄着他，直到他呼哧呼哧喷出的热气扑打到我脸上。他站住脚步，还是交叉着两手，一只手在腋后晃动着帽子。这时候，我对他说：“如果您是代表官方向我问这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他还是站在我面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听见我的话，他既不吃惊，也不慌张。他说：“当然了，上校。我是代表官方向您提问。”

我准备详详细细地把这件事讲一讲。我相信不管他要兜多少圈子，只要我态度坚定又耐心冷静，他最后总得让步。我说：“是他们几个把尸体解下来的，我总不能老让他挂在那儿，等您决定好什么时候来。两个钟头以前，我就去请您。总共才隔着两条街，您可是整整走了两个钟头。”

他还是纹丝不动。我拄着手杖，站在他面前，身体略向前倾。我讲道：“再说，他还是我的朋友。”没等我说完，他就撇着嘴笑了笑，还是原来那个姿势，把一股酸臭气喷在我的脸上。他说：“这算得上世上最省事的解释了，是不是？”他突然把脸一绷，说：“照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要上吊喽？”

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找麻烦。于是我耐心、口气缓和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刚一知道他上吊的消息，就立刻赶到您的住所，这是两个钟头以前的事了。”他连忙说：“我正在吃午饭。”似乎我这句话不是在说明事实，而是在向他提问。我说：“我知道。我想恐怕您连午觉都睡过了吧。”

这么一来，他没话说了，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旁边的伊莎贝尔睃了一眼，又看了看那几个长工，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表情不大一样了，好像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打定了主意。他转身朝警察走去，嘀咕了几句。警察做了个手势，出去了。

随后，他朝我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说：“我想跟您到隔壁房间谈一谈，上校。”他的口气完全变了，声音里透着紧张慌乱。我朝隔壁房间走去，他用手轻轻架着我的胳臂。哦，我竟然知道他要跟我说些什么。

这间屋子和那间不同，又宽绰又凉快。庭院里的阳光照得屋里亮堂堂的。他的眼神惊惶不安，笑得颇不自然。只听他说：“这件事只能这么办了……”没容他说完，我就抢着问：“要多少？”一听这句话，他又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梅梅端来一盘甜点心和两个小咸面包，这还是她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时钟敲过九点。在店铺后面，梅梅坐在我对面，味同嚼蜡地吃着，毫无食欲，仿佛甜点心和小面包只是用来留客。我是这么理解的，于是就任凭她尽情回忆。缅怀过去，梅梅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惆怅之情。在柜台上那盏昏暗的油灯下，她比戴着帽子、穿着高跟鞋走进教堂的那天显得憔悴多了，苍老多了。很明显，那天晚上梅梅特别怀念当年的生活，似乎这些年来她的年龄一直静止不动，时间也根本没有流逝，直到那天晚上回首往事，时间才又流动起来，她也才开始经历姗姗来迟的衰老。

梅梅直着腰坐在那里，神色凄然。她谈起上世纪末大战以前我们家绚丽多彩的田园生活。她回忆起我妈妈。就是我从教堂回来，她和我开玩笑（她用带点揶揄的口吻对我说：“恰薇拉，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的那天晚上，她回忆起我妈妈的。而我在那段日子里也特别想念妈妈，正尽力回忆她的模样。“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梅梅说。而我真的相信她。我坐在梅梅对面，听她说话的口气，有时挺有把握，有时又含含糊糊，似乎在她的回忆中有许多是不可信的传闻。不过，她是出于一片好心，她甚至相信时光的流逝已经把传闻变成了遥远的、难以忘怀的真人真事。她说，战争期间我父母背井离乡，逃亡在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马孔多落下脚来。为逃避兵祸，他们到处寻找一个又兴旺又静谧的安身之处，听人家说这一带有钱可赚，就找到这里。那时候，这儿还是个正在形成的村落，只有几户逃难的人家。他们竭力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恪守宗教习俗，努力饲养牲口。对我父母来说，马孔多是应许之地，是和平之乡，是金羊毛[2]。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动手重建家园，没过几年，就盖起了一所乡村宅院，有三个马厩和两间客房。梅梅不厌其详地追忆这些细节，谈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恨不得让它们都重演一遍。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为此她很伤心。她说：“一路上，倒也没遭什么罪，从没缺吃少喝。”就连那几头牲口也在蚊帐里睡觉。这倒不是因为爸爸是个疯子，或是有钱没处花，而是因为妈妈是个大慈大悲的人，特别讲究人道。她认为，在上帝看来，保护人不受蚊虫袭击和保护牲口不受蚊虫袭击，同样都是天大的好事。不管走到哪儿，我父母总是带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碍手碍脚的东西。箱子里装着祖辈的衣服，这些老人早在我父母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尸骨即使掘地几十米也未见得能找到。盒子里的炊具则早就没人用了，是我父母（他们是表兄妹）的远房亲戚传下来的。甚至还有一个装满圣像的箱子。每到一处，他们就用这些圣像搭起一座家用的神坛。全家简直就是一个古怪的戏班子，有几匹马，几只母鸡，还有四个在我们家长大的瓜希拉长工（他们都是梅梅的伙伴)。他们跟着爸爸到处流浪，仿佛马戏团里的驯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