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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她几乎事务性地用发刷柄啪啪打了几下手心。我没作声，等她继续说下去。

“是吧？”

“或许。”

“不过，同人事不省的女孩睡觉的家伙……分文不值！”

“可我什么也没做呀！”

她停顿一下，似乎在平抑激动的情绪。

“那，我为什么身子光光的？”

“你自己脱的嘛。”

“不信。”

她随手把发刷往床上一扔，把钱包、口红、头痛药和些零碎东西塞进手袋。

“我说，你能证明你真的什么也没做？”

“你自己检查好了。”

“怎么检查？”

她似乎真的动了气。

“我发誓。”

“不信。”

“只能信。”我说，心里大为不快。

她再没说下去，把我逐出门外，自己也出来锁上门。

我们一声不响地沿着河边的柏油路行走，走到停车的空地。

我拿纸巾擦挡风玻璃的时间里，她满脸狐疑地慢慢绕车转了一圈，然后细细地盯视引擎盖上用白漆大笔勾勒的牛头。牛穿着一个大大的鼻环，嘴里衔着一朵白玫瑰发笑。笑得十分粗俗。

“你画的？”

“不，原先的车主。”

“干吗画牛呢？”

“哦——”

她退后两步，又看了一气牛头画，随后像是后悔自己多嘴似的止住口。

车里闷热得很。到港口之前她一言未发，只顾用手巾擦拭滚落的汗珠，只顾吸烟不止——点燃吸上两三口，便像检验沾在过滤嘴上的口红似的审视一番，旋即按进车体上的烟灰盒，又抽出一支点燃。

“喂，昨晚我到底说什么来着？”临下车时她突然问道。

“很多很多，嗯。”

“哪怕一句也好，告诉我。”

“肯尼迪的话。”

“肯尼迪？”

“约翰·F·肯尼迪。”

她摇头叹息：

“我是什么也记不得了。”

下车之际，她不声不响地把一张一千元钞票塞进后视镜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