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3/5页)

莱克西却对米娅的解释感到满意。“真是挺具讽刺意味的,不是吗?”孩子们离开厨房时,她说。珀尔很想告诉她,“讽刺”这个词不能这么用,想想还是忍住了,现在她只希望这件事快点过去。开车回家的路上和当晚余下的时间,她母亲一反往常地沉默,珀尔懊悔不迭,暗暗责备自己不该提那个蠢问题。珀尔始终很在乎钱——以她们家的情况,又怎么会不在乎?但她从来没想到,母亲刚生下她就需要靠做模特赚钱了,她非常想知道,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为了养活她们俩,米娅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以前,每天晚上睡觉前,米娅都会给她一个晚安吻,然而那天晚上没有晚安吻,她母亲待在起居室,坐在灯光下静静地发呆,不知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珀尔走进厨房,看到米娅在里面如同往常一样烤面包,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顿时感到安心了不少,但照片事件依然像一股难闻的味道,在空气里挥之不去。珀尔尽可能地把心中的疑问抛到脑后,决心再也不乱说话——至少目前不行。

“我能喝点茶吗?”她问。

可伊奇却一心想要找到答案。毫无疑问,那张照片里藏着米娅的一些秘密,她决定要弄清楚这个未解之谜。作为低年级生,她没有自由活动时间,但中午休息时她会去图书馆搞调查。她在索引卡里寻找波琳·霍桑这个人名,发现了几本艺术史方面的书,这个霍桑显然是个名人。“美国现代摄影艺术先驱”,一本书中这样称呼她;另一本书叫她“辛迪·谢尔曼成为辛迪·谢尔曼之前的辛迪·谢尔曼”。伊奇又去查了查谁是辛迪·谢尔曼,研究了她的许多摄影作品,结果差点儿上课迟到。

她了解到,波琳·霍桑的作品以即时性和暧昧氛围的营造闻名,擅长将女性气质与个性相结合。“波琳·霍桑为我和其他女性摄影师铺平了道路。”辛迪·谢尔曼说。波琳·霍桑的作品里面,伊奇最喜欢的一张是一个家庭主妇和她女儿荡秋千的照片,孩子用力蹬着坐板,秋千荡得很高,女人伸出胳膊,紧抓着秋千上的铁链,既像是要把秋千推得更高,又像是担心孩子的安全,想要把她拽回来。照片让她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她觉得,这一定是因为她看到的是真正的艺术品。

她梳理了与波琳·霍桑有关的索引卡条目,总结出此人的一些基本信息:1947年生于新泽西,毕业于加顿州立学院,1970年,其作品在纽约首次参展,1972年举行第一次个人作品专门展览。她的摄影作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抢手货,百科全书条目中收录了波琳本人的一幅照片,她是个苗条的黑眼睛女人,留着利落的银色短发,看上去像个数学老师。

伊奇还查到,1982年,波琳·霍桑死于脑癌。她占据了图书馆两台电脑中的一台,等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网络,她在Alta Vista的搜索框输入波琳的名字,找到更多照片——盖蒂图片社有一张,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三张,还有几篇分析她的作品的文章、一篇《纽约时报》发布的讣告。此外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她又查阅了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发现几本摄影书和几篇关于微缩胶片的文章,不过再没有添加新内容。也许像米娅说的那样,她真的只是个临时模特,碰巧为波琳·霍桑摆过一次造型。然而伊奇并不满意这个结论,她认为这样的巧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她只能求助自己能够想到的唯一信息来源:她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记者,至少在名义上是。诚然,她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闻,但合格的记者具有求证事实的才能,而且拥有人脉,有办法调查别人查不到的东西。从很小的时候起,伊奇就表现出极为独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顽固的程度,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拒绝寻求帮助,为了这张照片,她竟然会找母亲帮忙,可见她是多么想要解开这个谜题。

“妈妈,”一天晚上,调查多日却毫无进展的伊奇对母亲说,“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像往常一样,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经心地(她只对小女儿这样)听伊奇讲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赶死线,需要尽快完成西克尔高地自然博物馆植物展会的报道。

“伊奇,这张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尔的母亲,也许是某个长得像她的人,我相信这是个巧合。”

“不是巧合,”伊奇坚持道,“珀尔认出那是她母亲,我也觉得是她。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张照片呢?给博物馆打个电话什么的,看看能找到什么信息,求你了。”伊奇从来都不擅长哄人——因为总觉得那是变相的撒谎——但她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记者嘛。”

理查德森太太让步了。“好吧,”她说,“我来试试看,但是,你得等我赶完死线,我明天就得把这篇报道交上去。”

“也许结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她补充道。而这时候伊奇已经手舞足蹈地回房间去了,那股兴奋劲怎么也压抑不住。

如同手指轻戳旧伤口,伊奇的最后一句话——你不是记者嘛——触动了她母亲的职业自尊,做记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题为“我的职业梦想”的演讲中,她说:“记者的职责是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披露公众有权知晓的真相与信息,为后人提供当下历史的记录,从而让未来的世代了解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提高我们的绩效。”自从她记事起,她母亲就总是忙于帮助别人,包括为学校筹款、为公平正义奔走呼号,而且总是把年幼的女儿带在身边。“改变不会自动发生,”她母亲经常这样说,这句口头禅显然与西克尔高地的宗旨彼此呼应,“必须主动筹划。”历史课上,年轻的埃琳娜学到一个词“位高者的责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记者是个高贵的职业,可以在体制之内做出力所能及的善举,她心目中的理想记者是内莉·布莱和罗伊斯·莱恩的混合体,尤其是在为高中校报工作四年(并且在高三那年成为主编之一)后,走上记者之路对她而言更是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她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可以在俄亥俄州的范围内选择多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奥柏林学院和丹尼森大学(提供部分奖学金),母亲希望她第一志愿就选择奥柏林,但参观了奥柏林学院之后,该校男女混合的宿舍令她十分困扰:穿背心短裤的男生和穿浴袍的女生在走廊里闲逛,想到可能会有男生随时闯进自己的房间,甚至浴室,她就觉得害怕。在校园里的一座建筑门口,她看到三个穿流里流气的花衬衫、留长头发的学生坐在台阶上吹哨笛,对面的草坪上有一大群学生举着横幅静默示威,横幅上写着“打仗最没劲,不如嗨起来”“总统算个屁”“为了和平扔炸弹,好比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埃琳娜觉得,这里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走在奥柏林的校园中,她就像穿了一件刺挠皮肤的毛衣那样烦躁不安,只能暗自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