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2/4页)

“很不幸,档案给弄得一团糟。市政搞成这副德性,真是可耻。报告有的归错档,有的根本遗失了。最后,我还是决定直接来找您,这样会比较有用。我知道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我想请教您,是否还记得关于那栋房子的一点资料或是什么。”

“那栋房子。让我想想。”老人专注地阖上眼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五城楼枪击事件’。都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真对不住。那房子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探长,请您再仔细想一想。甚至只要想出在哪一区也行。比方说,是不是在公共租界里头。”

他又想了一会儿,接着再度摇头。“那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这脑筋,它不是很正常。有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连前一天的事都记不住。不过,我还是会再想想,看能不能想得起来。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我一觉醒来就想起什么也说不定。班克斯先生,实在很抱歉。但此时此刻,我什么事也记不得。”

等我回到公共租界,已是傍晚。我相信我在房里花了一个钟头左右,重温我做的笔记,想把跟老警探会面的失望抛诸脑后。八点过后我才下楼吃晚餐,在那华丽的餐厅里,坐在我常坐的角落。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胃口不太好,我才想丢下主菜不吃,回楼上工作去,这时候侍者却送来莎拉的纸条。

此刻我把纸条拿在手上。不过是张没有格线的白纸,上头潦潦草草写着几行字,上半张已经撕去。她写下这些话,恐怕未经斟酌;上头只写着要我立刻到三四楼楼梯间的平台去见她。如今回头看这件事,跟一周前在托尼·凯瑟克先生家发生的那桩小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要不是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件事,她可能根本不会写这张纸条。说来奇怪,侍者刚递上纸条时,我并没有多想;我在那儿多坐了一会儿,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召唤我。

我得在这里说明一下,自从在鸿运宫的那个晚上之后,我又遇到她三次。其中两次有旁人在场,我们只打了个照面,几乎没说什么话。第三次也一样——在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先生家的晚宴——我想我们又是在公共场合,所以几乎没有交谈;然而,事后看来,我们在那里的相遇,可说是某种相当重要的转折点。

那天晚上,我到得迟了些,等我被领进凯瑟克先生宽广的花房,六十多位宾客早已在树荫下与藤蔓间的几张桌子边坐定。我看到莎拉在房中远处——塞西尔爵士没来——不过我看得出她还在找自己的座位,因此我并不打算走过去。

这种场合里,宾客们似乎都遵守上海另一个特有的习俗,那就是甜点一上——甚至还等不及好好吃完——就离开原先排定的座位,四处找人交际。毫无疑问,我心想等这一刻到了,我就可以过去跟莎拉聊聊。然而等到甜点终于上桌,我却给坐在我身边的女士缠住了,她想跟我解释中南半岛政局的细节。我才甩掉她,主人却又站出来宣布“余兴节目”的时间到了。他接着介绍第一位演出者——有位弱不禁风的女士从身后的桌位走出来,到众人面前朗诵一首有趣的诗,显然写诗的人就是她自己。

她后面又有位先生清唱了几段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轻歌剧,我推断我周遭的人,大半都是有备而来。客人一个接一个上场,有时三两成群;还有情歌清唱与讲笑话。风格总是戏谑轻浮,有时甚至还开黄腔。

接着有位高大的红脸男士——我后来得知他是汇丰银行的董事——走到众人前面,他晚宴的短外套外面还套了一件短袍。他展开手上的卷轴,读一篇从各个层面讽刺上海生活的长篇大论。几乎文章里提到的所有人事物——某些人、某些夜总会洗手间的摆设、某些官场上文山会海的轶事——我都完全没有概念,可是房里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就充满了笑声。到这时候,我四处寻找莎拉的踪影,结果看到她在另一个角落里,和一群女士坐在一起,跟大家笑得一样开心。她身边的女士,显然喝了不少,放声狂笑,几近失态。

红脸先生演出差不多五分钟的时候——那时大家的兴奋似乎有增无减——他连续说了三四个极其有趣的笑话,整个房里的人几乎都放声大笑起来。正巧在这时候,我又瞥见莎拉。起初这一幕似乎与之前别无二致:莎拉在人群中,笑得快要没有力气的样子。我之所以再多看她几眼,是因为我有点意外:她来上海也不过一年,怎么就已经对上海的社交圈这般烂熟,连这些极其晦涩的笑话也能让她乐成那样。正是这个时候,正当我凝视着她思索这个问题时,我才赫然发现,她根本不是在笑;她并不是在拭着笑出来的眼泪,是我看错了,她其实是在啜泣。我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后来,众人还在大笑,我悄悄起身,穿过人群。我略微闪躲,走到她的身后,此刻我已不再有疑问。在一片欢乐中,莎拉悲不可抑地独自哭泣。

由于我是从她身后靠近的,因此我递上手帕给她时,她吓了一跳。接着她抬头望着我,凝视着我——看了我约莫四五秒——目光中除了感激,还有类似疑问的眼神。我倾身向前,以便把她的眼神看清楚些,可是她接过手帕,却转身面向红脸先生那边。又是一阵欢笑响遍房里,莎拉也跟着笑了一声,尽管她拿手帕压在眼角,还是看得出她在强颜欢笑。

我想到我可能会害她遭人指点,随即退回原座,而且当晚确实没再靠近她,直到宾客彼此告别,渐渐散去,我才在花房的玄关,当着许多离去宾客的面,跟她行了个相当正式的告别礼。

不过几天之后,我心中隐隐期望她能就那天晚上的事给我一点回应。只是这段时间,我又把全副精神投注在调查工作上,直到我在华懋饭店的餐厅里收到了那张纸条,我还是完全没有联想到先前那天晚上的事情,登上大阶梯时,心中还在纳闷,怎么会是她想要见我。

莎拉所指的楼梯间的平台,其实相当宽阔,上面疏落有致地排放着扶手椅、茶几以及棕榈盆栽。尤其在早晨,一扇扇的大窗户敞开,吊扇呼呼地转着,可以想像那里会是客人看看报纸、喝杯咖啡的好地方。然而到了晚上,这地方却冷冷清清;也许跟物资短缺有关,这里没有点灯,只能借楼梯的灯光,还有从底下的外滩透过窗户照上来的光线。那一夜,除了莎拉,这个地方空无一人,我看见她人在大片的窗玻璃前有如一幅剪影,向外凝视着夜空。我走向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听到声音转过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