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三章（第3/12页）

我开着拖挂车在一个又一个外省小城之间辗转奔波，然后在一座工业城市的富人区近郊落脚休息。没过多久，我便意识到，科学家和女人对我几乎毫无用处：科学家知道得太多，而家庭主妇很少有人喜欢赌博，如果不能像宾果博彩游戏那样能当场兑现，她们就不会下注。我需要的是赌徒，因为我做流动画展的目的其实在于推销：“看这儿，在画展这边，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年里售价最高的名画。你能猜到像莱热69的这几幅《骑自行车的人》和卢梭的《站长》这样的画竟然会值一大笔钱吗？再看这儿，在另一边，你有机会发现他们的接班人，也赚上一大笔钱。就算你没赚成，至少在你家墙上也有一幅画能让你和邻居大侃一通，收获高等艺术赞助人的美誉，而这只不过就花你……”我开出的价码从二十镑到五十镑不等，要根据社区环境和买主的情况而定。有一次，我甚至将一幅远远逊色于毕加索的双头妇女画像卖出了一百镑。

随着我雇用的年轻人对工作越来越上手，他一上午可以为我赶出六幅各种各样的画作，每张画我都付他两镑十先令的报酬。我没有剥削任何人——一个上午就能挣到十五镑，他对此已经很满足了；我这样做甚至是在帮助提携有潜力的年轻人呢，而且我也可以肯定，很多在乡下举办的宴会也变得更有生气了，因为总有人会对挂在墙上的高品位画作提出蛮横无理的挑战质疑。有一次，我曾将一副波洛克的仿画卖给了某个男子，这人在自家的花园里安放了沃尔特·迪士尼的七个小矮人70，就在日昝周围和碎石路面的两边。我伤害到他了吗？反正他出得起钱。他摆出一股浑身无懈可击的架势，但只有上帝知道，“糊涂蛋”和其他几个小矮人究竟弥补了他在床笫生活中或在生意场上的哪些失意之处。

在我把仿画以高价成功卖给“糊涂蛋”的主人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请求——如果你能管它叫请求的话。寄来的是一张向写实，内容多描绘工人和普通劳动者。代表作有《玩牌者》《三个女人》《建筑工人》《大行列》等。风景明信片，上面是克里斯多夫国王71建在海地角的城堡的废墟。她在明信片反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地址和两句话：“自觉身似废墟。如能过来探望，不胜欣喜。”在法语“妈妈”（Maman）后面的括号里——由于认不清她的字迹，我一开始把它看成了“玛侬”（Manon），这倒也不算不合适——她还加上了“拉斯科-维利耶伯爵夫人”这个落款。这张明信片过了好几个月才寄到我的手中。

自从1934年在巴黎见过一面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战争期间我也没有她的任何音讯。我敢说，如果不是因为两件事情，我是不会去理睬她的邀请的——一是她难得地流露出了作为母亲的情感，向我发出了请求；另外，我现在确实必须结束我那流动画廊的生意了，有一家周日小报正在设法找出我那些画的来源。我已经在银行里存了一千多镑。我以五百镑的价格把拖挂车、存画和复制画卖给了一个从来不读《时人》72的男子，然后我便出发飞往金斯敦，在那里寻找商机，却徒劳无获，最后我只好搭乘另一架航班来到了太子港。

三

几年前的太子港是一个和当下有天壤之别的地方。当时的这里，我猜，或许和现在一样充满腐败，或许还更加肮脏，或许乞丐也不少，但至少以前的乞丐还有点希望，因为有游客在这里。今天如果有人对你说“我快饿死了”，你要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我很好奇我的母亲在“特里亚农”酒店做些什么，她是不是靠着那位伯爵给她的养老金在那里生活（如果真有那么一位伯爵的话），或者她可能是在酒店里做管家。我在1934年最后一次和她见面时，她正在一家小型女士时装店里当店员。在战争爆发前的那段日子里，人们认为雇用英国女子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所以她便自称玛姬·布朗（也许她的夫姓真的就是布朗）。

出于谨慎起见，我把行李送进了“埃尔兰乔”，一家豪华的美国式酒店。只要我身上的钱还够用，我就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儿，再说机场里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关于“特里亚农”的任何情况。当我开车上山行驶在两排棕榈树之间时，眼前的景象看上去够杂乱的：三角梅需要修剪打理，车道上长满了杂草，比砂砾还要多。阳台上有几个人正在喝酒，其中就有小皮埃尔，尽管我不久后便知道，他只用笔墨文章支付自己的酒钱。一个穿着体面的年轻黑人在台阶处迎接我，问我是不是需要订房间。我说我是来看望“伯爵夫人”的——我可记不住那个法语复姓，而明信片又被我落在酒店房间里了。

“我恐怕她现在身体不适。是她等着见您吗？”

一对年轻的美国男女披着浴袍从游泳池那边走来。男人用胳膊环抱着女孩的肩膀。“嗨，马塞尔，”他说，“来两杯你们的特调。”

“约瑟夫，”黑人喊道，“为纳尔逊先生调两杯朗姆潘趣酒。”他回过头继续问我。

“请告诉她，”我说，“布朗先生已经到了。”

“布朗先生？”

“是的。”

“我去看看她醒了没有。”他犹豫了一下，又问：“您是从英国来的？”

“没错。”

约瑟夫端着朗姆潘趣酒从酒吧里走了出来。那时候他的腿还没有瘸。

“从英国来的布朗先生？”马塞尔又问了一遍。

“对，从英国来的布朗先生。”他很不情愿地上楼去了。阳台上的那些陌生人都好奇地看着我，只有那对美国男女除外——他们用嘴唇叼着樱桃，正在热情地互相喂食。夕阳即将落下，隐没在肯斯科夫巨大高耸的山峦背后。

小皮埃尔问我：“您是从英国来的？”

“没错。”

“是从伦敦来的吗？”

“没错。”

“伦敦的天气很冷吧？”

他这样问就像是秘密警察在审讯犯人，只是那时候海地还没有秘密警察。

“我走的时候正在下雨。”

“您觉得这里怎么样，布朗先生？”

“我刚到这里不过两个小时。”第二天，我才明白他对我感兴趣的原因：在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版面上，有一段关于我的文字。

“你的仰泳已经游得很不错了。”年轻男子对那个女孩说。

“哦，奇克，你是说真的吗？”

“是真的啊，宝贝儿。”

有个黑人爬到台阶中途，伸手拿出两个丑陋的木头雕像。谁都没有理他，他就站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把木雕举在手上。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走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