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第4/6页）

“你的裙子能应付吧？”我问。

“当然了，老兄。”他神秘兮兮地补充道，“这又不是第一回了。当然，以前的情形很不一样。”

后来，当我们屡次得知琼斯的弱点是扁平足时，我们很容易就会把他的扁平足和小丑的扁平鞋联想在一起。喜剧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它至少可以使人从凄惨或悲哀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这种暗示贯穿小说的始末。“我们属于喜剧的世界而不属于悲剧的世界。”布朗谈起自己和玛莎时这样说道。之前，玛莎曾否认自己是喜剧演员，但布朗的结论是，或许“她才是我们中间最出色的喜剧演员”。虽然布朗对喜剧大谈特谈（而且在这部小说中，谈论喜剧的次数比喜剧真实发生的次数要多），但是布朗和玛莎的私情似乎既不可笑也不可悲，反倒显得沉闷阴郁，毫无激情可言，时而突然性欲勃发，还带有明显的嫉妒、误解、矛盾和怨恨之情。这是一段恋情的终结，欲望的消逝。

“若即若离”，这是布朗对自己和玛莎的私情所做出的阐释，而他对这桩情事的描述也为小说中的海地社会给出了一条线索。他们的爱情生活曾经是那么重要，布朗说道，因为它“似乎全然独属于太子港，属于宵禁期间的恐怖与黑暗，属于无法拨通的电话，属于戴墨镜的通顿·马库特，属于暴力、不义与折磨”。

然而，布朗还声称，自己这段失败的恋情和海地正在分崩离析的混乱局势十分相称，他这是在浪漫地美化他们两人的自私，与此同时，他对数百万海地民众所蒙受的水深火热之苦却不屑一顾。布朗并没有用“混乱”这个普通易懂的词语，而是采取戏剧化的手法加以夸张表述。他那桩棘手的风流情事和海地的混乱局势及偶发的暴力事件相得益彰。可是那又有什么要紧？因为这段恋情上演的地点是一幕更为宏大的混乱场景的边缘，我们对前者所知太多，对后者又所知不足。这部小说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格林——以及他的代言人布朗——从未向我们解释，我们为什么应该对这两个鸡毛蒜皮、毫无幽默、自私自利、失贞不忠且满腹牢骚的情人加以关注。光说我们全是喜剧演员，这是不够的。虽然没有得到证明，但从某种更坦率、更残酷的意义上说，书中有些人物的举动就像是傻瓜的作为。

在小说的结尾，布朗坦承自己是一个精神空虚的人。格林小说的读者们会发现这份告白十分耳熟。布朗对任何心怀信念的人都很嫉妒——他嫉妒马吉欧医生，是因为后者持有政治信仰。“我早就觉得自己不仅仅只是缺乏爱的能力……可我甚至连感觉内疚都做不到。”在小说中，布朗从头到尾都显得相当平静镇定，甚至在做爱时他也感觉沉闷无趣。和玛莎享受鱼水之欢时，布朗说：“我纵身扑向欢愉，仿佛跳楼自尽时投向人行道的路面。”他把自己和玛莎之间存在的问题归结于他缺乏幽默感，或者，正如他所说的——“没有学会能逗人发笑的把戏。”到头来，布朗嫉妒琼斯，因为琼斯不仅很幽默，而且最终变成了一个采取行动的人；不仅是那名最出色的喜剧演员，而且还是一位英雄。小说以布朗对琼斯的追忆开篇，以布朗梦见琼斯的场景结尾。很明显，琼斯才是这部小说中的关键人物，但问题在于，布朗的复杂个性对格林刻画琼斯的简单纯朴这一过程造成了阻碍。

格林在海地的生活体验不够深入，对此格林自己也直言不讳。1968年，在明显仰慕格林的青年维·苏·奈保尔为格林所做的一场新闻访谈中，格林说：“（《喜剧演员》中描述的）政治形势是准确无误的。但是我感觉我对海地人民的生活和风俗的了解还很肤浅。”（他还尖锐地向奈保尔发问：“你对自己写的东西还满意吧？”）没错，海地社会生活的纹理未在书中得到体现。另外，由于缺乏武装起义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小说显得不温不火。作为本书叙事高潮部分的那场战斗，是格林道听途说的第二手和第三手的削弱版本，它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舞台说明（“警钟高响。号角齐鸣。几支大军杀作一团。”），从背景中突然出现，令人难以信服，而我们也从未看到一场小规模战斗。我们会想当然地以为，武装反抗“爸爸医生”的义举正在酝酿之中，地点就在与海地遥遥相望的圣多明各19边境附近。

影响过格林的作家们（据他本人所称）都是动作和冒险小说的作者——安东尼·霍普20，乔治·亨蒂21，赖德·哈格德22，创作出《基姆》和《可能成为国王的人》的吉卜林23，还有玛乔丽·鲍恩24，她的《米兰的毒蛇》令格林终生赞不绝口。奇怪的是，他几乎很少尝试去写动作小说，通常只会写几段故事大纲拿来自娱自乐。《喜剧演员》的构思诞生于海地的一场未遂的武装起义期间，书中并没有描述任何枪战场景，所以实际上也没有正面描写任何武装起义。取代动作场景本身的是对它的描述。这本书还充满了一系列的警句隽语和差不多算是半格言警句的文字。

“横死暴毙在这里都算是自然死亡。”爱用警句的马吉欧医生说，“他是被环境逼死的。”后来马吉欧又说：“在这里，证人受到的折磨不见得就比被告少。”布朗则说：“一名无辜的受害者几乎总会流露出罪恶感。”还有“在没吃早饭时，就连勇敢者的胆量也是蛰伏未醒的”，以及他评价小皮埃尔的话语：“他具有失败者的勇气和幽默25。”还有，“暴力可以是爱的表达，冷漠却绝对不是”。还有，“死亡是真诚品质的证明”。格林试图用这些评论来支撑其观点，但这些言论每一条都有待商榷。在《喜剧演员》中，海地这个“反叛和动乱的共和国”被弱化成了一个“言论共和国”，冗长的言语矫饰给了这部小说一种静止不变的特质。

然而，这本书里带有确凿无误的作家印记。这部小说只可能是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一段发生在荒僻岛国上的注定失败的恋情，关于信仰的谈话——尤其是关于对原则的信仰的谈话，破败的酒店，欢闹的妓院，烈性的饮料，所有这一切都是格林式的元素。“情妇”令我颇感过时，而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信仰上帝的讨论亦是如此。一个没有艾滋病的海地也是过时的。带有狂欢聚会的海上旅程则属于过去的年代。《喜剧演员》出版至今只有四十多年，但它已经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格林很可能会反对这一观点，不过，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之处也是小说所具有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因为世界已然改变，而格林笔下的世界早已远去。可是，格林用这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海地的窗口，绘制了一幅鲜活生动的海地风情画；此外，格林通过将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妖魔化，使这个卑鄙的独裁者显得重要起来，甚至变得神秘怪异不似凡人。（“星期六男爵在我们所有的坟场中徘徊，他的身影随处可见。”）“爸爸医生”死后，其幼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他因为体形肥胖、头脑蠢笨而被人们戏称为“篮筐脑袋”——接管家族政权，后来在一场军事政变中下台。杜瓦利埃政权倒台后，海地又发生了数起军事政变（该国历史上共有三十多起），最后才在海地的首届自由选举中产生了一位民选总统。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