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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做的大多数决策，是关于新厂施工建设和扩建项目的，涉及几十亿美元的支出。执行副总裁的职责之一就是项目审批，以及裁定轻重缓急。有一次，他被问及做这种涉及巨额资金支配的裁决会不会感觉头疼，他回答：“不会，因为我会在脑子里把最后三位数砍掉。这样，也就不比买房子多费多少脑筋了。”

这个回复务实又迅速，是他典型的作风——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汽车销售员一路成长为行业里屈指可数的顶级决策者。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一位拥有几百万资产的富翁。不过，有人可能也会琢磨，一个人为获得成功与财富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这位执行副总裁每天以近乎疯狂的状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是14个小时，而且时常会一周工作7天，尽管没有人这样要求他。今天的这个时间，很多人都还在睡梦中，而他已经搭乘捷星航空公司的班机踏上了前往纽约的路途，途中还不忘与下属做市场营销回顾。

一下飞机，他就会召集福特各区域的经理开会，进行营销总结。紧接着，他将和新泽西的20位经销商就他们对保修及售后服务的不满展开长谈。之后，他将出席曼哈顿一个银行家的惯例午餐会，并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还会参加一个自由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们随心所欲地发问。

午后不久，他将乘坐同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回底特律。今天晚餐之前，他都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商务预约和常规事务。下午理发师过来的时候，他会一边工作，一边让理发师剪头发。晚上，他会在商务套间楼上的阁楼里和区域经理们一起吃饭，同时批判性地讨论新车型。

再之后，他还要去一趟威廉·尔·汉密尔顿殡仪馆，悼念一位由于工作过劳引发心肌梗死，昨天突然去世的公司同事。（汉密尔顿殡葬公司，对汽车行业高层人士来说，可谓是葬礼必备礼仪，他们到最后都要保持等级意识，一路经历种种，运往高端的伍德劳恩公墓——有时候也被称作“高管英灵殿堂”）

最后，这位执行副总裁终于要回家了——公文包里，已经装满明天一早要处理的文件。

而现在，他推开餐盘，搁下报纸，站了起来。在这间私人书房里，四周墙上摆满了一排排的书籍。虽然今天早上没有，但他偶尔会带着一丝渴望的眼神，匆匆扫视这些书；多年以前，他也曾博览群书，如果不是机缘巧合进入汽车行业，他的生命轨迹可能不同于现在，或许他会成为一位学者。然而如今，他却没有时间看书了，甚至连每天的报纸都要等他抽出空来才能匆匆浏览一遍。他拾起管家拿进来的、依旧合着的报纸，塞进包里。要再过一会儿，他才会知道爱默生·韦尔的最新攻击，然后默默地诅咒他。今天，很多汽车同行都会这么做。

在机场，与执行副总裁同时出行的属下们已经在福特专属机库的候机大厅里等待着了。没有耽搁时间，执行副总裁到达后直接说：“我们走吧。”随着这一行8个人登机，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了，并且在最后一个人扣好安全带之前，就已经开始滑行。只有乘坐过私人飞机的人才会明白，这比一般的航班节省了多少时间。

不过，尽管速度如此之快，在飞机到达起飞跑道之前，这些人就已经把公文包拿出来并放在腿上打开了。

执行副总裁最先开口：“北部地区这个月的业绩不理想。你们都和我一样，已经知道具体的数据了。我想知道原因。我还希望有人告诉我，接下来要怎么做。”他说完话，飞机也起飞了。

太阳才升到海平面一半；在飘飞的乌云中，泛着暗红色的光。

晨曦中，正在持续上升的喷气式飞机下方，广阔蔓延的城市和郊区群变得清晰可见。底特律的中心城区，一英里[1]见方的绿洲，像是一个迷你版的曼哈顿；外围是死气沉沉的街道、建筑、工厂、房屋和高速公路——大多裹着灰尘——这是一个不愿意在清洁上花钱的、奥吉厄斯王式的、肮脏的制造城。毗邻着鲁热河畔巨大工厂区西面的迪尔伯恩，相对干净一些，绿化也更多一些。对比之下，最东面的五大角[2]，是富人们的安身之处，树木林立，修剪整齐；南面是烟雾缭绕的工业城怀安多特；百丽岛仿佛赫然泊在底特律河上的一艘满载货物的灰绿色驳船。河对岸是加拿大的温泽城，也是一片脏乱，其丑态和美国老大哥的最糟糕之处不相上下。

好似蚂蚁成群（或是旅鼠结队，这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数以万计的换班工人、职员、主管等，都在为了新一天的生产奔向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工厂。

这个国家一天的汽车产出都在底特律的掌控操纵之下，此刻已经开始投入生产。车辆络绎不绝地汇入通往福特和克莱斯勒工厂区的高速公路，巨大的固特异轮胎广告牌展示了汽车生产的进度。5英尺[3]高的数字牌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里程表，通过美国报告系统，以惊人的准确度，以分钟为单位，记录着当年汽车的生产情况。随着完工的汽车从美国各地的流水线上开出来，这个总数也在增长。

东部时区的29个工厂已经在运转了，数据也已经录入。很快，随着中西部的13个工厂，和接下来加州6个工厂流水线的开工，数据会更快地跳转。当地的驾驶员在查看固特异轮胎广告牌上的数字时，就好像外科医生看血压表读数，或者股票经纪人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时一样。组装汽车的人，每天都会聚在一起预测早上或者晚上的计数值。

离广告牌最近的汽车生产厂房就是克莱斯勒的工厂——道奇厂和普利茅斯厂，在大概一公里外的汉姆川克，那里从早上6点起，每小时就有100多辆汽车陆续从流水线上开出。

曾经，现任克莱斯勒董事长也会亲自来厂里查看产品开工和完工的情况。而如今，他很少这么做了，今天早上，他还在家里翻阅着《华尔街日报》，抿着妻子出门前为他准备的咖啡；而他的妻子，早就动身去市中心参加艺术协会的活动了。

以前，这位克莱斯勒的领导者（当初，他还是刚刚上任的首席执行官）也曾在各个工厂里讨好卖乖，野心勃勃。一方面是因为日渐消沉、萎靡不振的公司需要这样一个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决心要摘掉身上“管账的”这个标签——只要不是从销售或者工程设计，而是从财务一路升上来的人，身上就会被贴上这种标签。在他的领导下，克莱斯勒经历了起起落落。在一个长达6年的景气周期里，他让投资人的信心大增；接下来，却又响起了财政警报；然后，又是一个周期的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厉行节约，财政危机才得以缓解。所以，就有人说，公司还是最擅于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不论何种情形，都再也没有人会相信，那个以尖尖细细五角星为标志的克莱斯勒公司，会出什么大乱子了——它能“自食其力”。这也促使董事长如今日益从容淡定，开始思考更多、更长远的公司大计，可以阅读他想看的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