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963~1975年 6（第3/3页）

“我打算做得更好一些，”西莉亚说，“真的。我保证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事会起到一些作用。”

“我想，这句话对我也适用。”安德鲁说。

刚刚，他还对西莉亚说：“你当时问我晚上是不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是不是想过怀拉兹克的死，还有可能会有的其他人的死，这真是戳到我的痛处了。如果我早点儿对诺亚采取行动，我可不可以救怀拉兹克？回答是，可以。自欺欺人地说不可以，活在幻觉中，没什么好处。现在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没有哪个从医多年的人，在回首往事时不会感到，有某些事，他本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他本可以挽救某个已经死了的病人的生命。当然，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你最多能做的也就是希望自己能吸取教训，让学到的东西能造福其他人。”

第二天，当地的一位医生给安德鲁脸上缝了三针。安德鲁离开时，医生笑道：“可能要留一个疤，医生。它会时常提醒你的妻子的。”安德鲁刚才明明说，脸上的伤是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下来弄的，看来基多是一个流言传得飞快的小地方。

“我真该死。”西莉亚说。这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跟孩子们共进午餐时她说的。

“不用道歉，”安德鲁安慰她，“有一瞬间，我也几乎想这么做。只不过恰巧你手边有鞋子罢了。不过，我可不像你扔得那么准。”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

就在这时，午餐中一直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了，他问：“你们会离婚吗？”他严肃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愁容满面，显然，这个问题压在他的心里已经有段时间了。

安德鲁正要敷衍过去，西莉亚用手势制止了他。“布鲁斯，”她温柔地说，“我保证并向你发誓，只要你父亲和我活着，离婚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这句话放在我这里也一样。”安德鲁补充了一句，布鲁斯顿时乐开了花。他旁边的丽莎也是一样的。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以这句话给之前发生的那场争吵做结语，倒是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工作的5年里，跟家人也有过许多其他愉快得多的旅行。西莉亚的事业，在这期间也发展得非常成功，这提高了她在菲尔丁–罗斯总公司的声誉。她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还能在标签的问题上——让菲尔丁–罗斯在拉丁美洲销售药品时，保证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的要求——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就像她向安德鲁承认的那样，改进“并不大”。

“总有一天，”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个问题放在明面上来谈的。到那一天，要么是新的法律，要么就是公众舆论会迫使我们做那些事，那些事我们本来早就应该做的。但是，现在时候还没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让她认为，实现她的另一个想法的时候已经到了。菲尔丁–罗斯在秘鲁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女人。西莉亚了解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妇女得到了解放，而是因为这样生意会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女人等太久不礼貌；所以，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得到医生的接见，而她们的男同事可能要多等好几个小时。这个发现促使西莉亚向山姆·霍桑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希望他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让公司在美国多招一些女推销员。“我记得，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尽管有时我必须等很久才能见到医生，但有时他们很快就会见我。我想那是因为我是女人的缘故。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达到我们的销售目的呢？”

在之后两人商谈时，山姆问道：“你建议多招一些女性，是不是把原因搞错了？这并不是在解放女性，而只是利用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西莉亚反驳道，“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男性的强壮，对女人不利。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罢，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西莉亚的报告最后得到了认真的考虑，菲尔丁–罗斯也开创了这个新途径。在随后的几年中，其他医药公司纷纷效仿。

整个世界，在制药行业之外，各种事件亦层出不穷。越南的悲剧正在孕育，之后情况越来越糟，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的希望——被那些穿着黑色斗篷的矮个子杀死，没有人知道是因为什么。一种叫作“伍德斯托克派”的摇摆音乐受到狂热崇拜，最后却只是昙花一现，成为过眼云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人野蛮地暗杀。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为以色列总理。杰奎琳·肯尼迪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艾森豪威尔去世。基辛格访问了中国，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去了查帕奎迪克岛。

在1972年2月，51岁的山姆·霍桑成了菲尔丁–罗斯的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他获得权力源自一起突发事件，那时公司正在经历其发展史上的一个艰苦、危难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