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指控（第2/4页）

3)他不相信进步。

我引用整个二十世纪来为他辩护。

4)他对政治的兴趣不够浓。

兴趣“不够浓”？你至少承认他是有兴趣的。你委婉地暗示说，他不喜欢他所见的东西（正确），你还认为，如果他看得更多，对这些事物他也许会改变看法，从而接受你的思维方式（不对）。我应该说清两点，第一点我要用斜体，这似乎是你喜欢的说话方式。文学包括政治，而不是反过来。这不是一个流行的观点，也不是作家与政治家所喜欢的形式，但请你原谅我。我似乎觉得，认为自己的写作是政治工具的那些小说家不仅贬低了写作，而愚蠢地抬高了政治。不是的，我并不是在说应该禁止他们表达政治观点，也不是禁止他们陈述政治主张。只是他们应该将他们那部分作品称为新闻材料。认为小说是参与政治的最有效的途径的作家通常是一名糟糕的小说家，一名糟糕的记者，并且是一名糟糕的政客。

杜康始终认真关注政治，福楼拜则偶尔注意政治。你喜欢哪一位呢？前者。那么两位作家中哪一位伟大呢？后者。他们的政见是怎样的？杜康成为一位懒洋洋的社会向善论者；福楼拜一直是“一名义愤填膺的自由人士”。这让你吃惊吧？但是即使福楼拜将自己描述成一名懒洋洋的社会向善论者，我还是要表达同样的观点：期望过去来巴结现在，那是多么奇特的虚荣。现在回顾过去时，凝视着早一个世纪的伟大形象，心想，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吗？他是好人吗？这意味着无比缺乏自信：现在既要通过对过去的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当它的支持者，同时又想得到过去的鼓励肯定，说干得很出色，继续努力吧。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福楼拜对政治“兴趣不够浓”的话，那么恐怕我的当事人必须承认有罪了。

5）他反对巴黎公社。

上面所说的是部分的答案。但是还有下面这样的考虑，我当事人的性格上还存在着这样难以置信的弱点：总体上说他反对人们相互残杀。称其为神经脆弱吧，但是他不赞成。我必须承认，他自己从没有杀死任何人；事实上，他甚至从没试图去杀人。他许诺将来要做得更好。

6）他不爱国。

允许我稍稍笑一下。哈哈。好多了。我曾以为爱国主义在当今是一个糟糕的东西。我曾以为我们都宁可出卖国家而不愿出卖我们的朋友。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情况还没有再次颠倒过来吧？希望我说什么呢？在1870年9月22日，福楼拜给自己买了一支左轮手枪；在克鲁瓦塞等待普鲁士军队到来之时，他集合了一些老弱病残军团进行操练，带领他们进行夜间巡逻；并告诉他们，如果他有逃跑的企图他们就开枪射死他。等到普鲁士军队来到的时候，他除了照顾他年迈的老母以外，什么切实的事都做不了。也许他本来可以加入部队医疗队，但是他们是否有热情接受一个年龄四十八岁、犯有癫痫病的梅毒病人，且除了具有在沙漠里射杀野生动物的那点本领外，毫无从军经历的人的申请呢……

   7）他在沙漠里射杀野生动物。

哦，基督啊！我们请求noli contendere。此外，对爱国主义的问题，我还没有说完呐。我町以简单地给你讲讲小说家的特性吗？一个作家做得最轻松、最舒服的事是什么？为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感到庆幸：为它的强健的筋骨而大唱赞歌，为它的进步而鼓掌喝彩，为它的愚蠢而怜惜地加以嘲弄。“就如我是法国人一样，我也是中国人。”福楼拜声称。也就是说，如果他出生在北京，他不会是纯粹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也会让那里的爱国者们失望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是让你的国家知道，它的所作所为什么时候是不光彩的、愚蠢的、邪恶的。作家的同情心必须是普世性的，在天性上他必须是一个被驱逐的人：只有达到这个程度，他才能看清世界。福楼拜经常站在少数人的一边，站在“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持异端思想的人、哲学家、隐士、诗人”的一边。1867年，四十三名吉普赛人在皇后林荫大道安营扎寨，引起了鲁昂人的愤慨。福楼拜看到他们非常愉快，并施与他们钱物。无疑，你会为此大力赞扬他。如果他知道他正在赢得未来的赞扬，他很可能会自己享受那些钱物了。

8）他没有深入生活之中。

“在你不是酒鬼、情人、丈夫或地位低微的士兵的前提下，你可以描写美酒、爱情、女人和荣耀。如果你参与到生活深处，你就看不清它了：你不是深受生活之累就是过度享受着生活之乐。”这不是带着负罪感的回答，而是对错误表达的指责的批评。你说的生活是什么呢？政治吗？这个我们已谈过。感情生活吗？通过他的家人、朋友和情人，古斯塔夫对这种磨难的各个阶段清楚得很。也许你是说婚姻吧？虽然这种指责并不新奇，倒也稀奇。是不是婚姻比鳏寡孤独可以创造出更好的小说来？是不是子女成群的人比没有子女的人会成为更好的作家？我希望你能提供数据证明。

一个作家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那种能帮助他写出他天赋范围内的最好作品的那种生活。我们是不是自信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比他的判断更准确呢？福楼拜比许多人都——用你的话来说——“深人生活相比较而言，亨利·詹姆斯倒是位修女。福楼拜也许努力想生活在象牙塔里一心他努力想生活在象牙塔里。但他没有成功。”我始终想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浊流的潮水不停地拍打着象牙塔的墙脚，威胁着要摧毁它。”这里有三点要说。首先，作家选择尽他所能地选择一你所谓的参与生活的程度：尽管他声名卓著，但是只选择了生活的半参与状态。“这不是酒鬼写他的酒歌”：他清楚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也不是禁酒主义者。当他说，作家必须涉足于生活之中，就如他涉足于海洋一样，只能让海水浸到他的腰部，这样的表述也许是最恰当的。

其二，当读者说，作家为何不做这事，他为何不向报界就那事提出抗议，他为何不更多地参与生活，这样对作、家们提出指责的时候，事实上读者是不是在提一个更为简单、更加充满虚荣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更像我们？但是如果作家更像读者，他就是一位读者了，而不是作家了：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啊。

第三，就作家的作品而言，这种指责的力量在哪里呢？或许对福楼拜没有更多地参与生活的遗憾，不只是对他发出的一种博爱愿望：但愿老古斯塔夫有妻室儿女，他就不会在所有的作品中表现得那么忧心忡忡了？但愿他深陷政治问题或埋头于慈善活动或成了他母校的主管，那么他就会更多地走出他隐居的生活？也许，你认为这些是他作品中的缺陷，本可能因作家生活的变化而得到纠正的。果真是这样的话，么我认为，就得由你来说明了。至于我自己，例如，却难以想象得出，说要是《包法利夫人》的作家每天晚上都与坐在安乐椅中的患了痛风的诺曼底人大杯地干着苹果酒的话，小说中外省的风情中的那些不足方面就可以得到纠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