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柳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所房子，”我说，“那真是第一次。”

我告诉弗洛雷斯夫人，约瑟夫和艾萨克出门之后，马修来了，还拿着一双旧运动鞋。他告诉我必须穿上它，而且帮我系鞋带，因为他要带我走，我不能光着脚走。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的这双鞋，我没问。我也没问他运动衫是哪儿来的。那是一件橘色的握手服，他帮我穿上。

“我们去哪儿？”我问。我总共问了三次，这是第一次。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说。我们迈出了奥马哈家的大门。

“你说你一直没出过那所房子，几年？六年？”弗洛雷斯夫人怀疑地问。她在冒着热气的杯子里放进一个茶包，上下抖动，像悠悠球一样上一下，下一下，她没有耐心等待茶包在水里溶解。

妈妈也爱喝茶，绿茶。闻到弗洛雷斯夫人的茶香，我一下想起妈妈，她曾信誓旦旦地说绿茶抗癌和预防心脏病，还可以防衰老。

遗憾的是它没能阻止蓝鸟在公路上翻跟头。

“是的，夫人。”我回答，极力避开她灰色的眼睛，那双眼睛把我当作骗子。“至少，那是我第一次出去，”我说，“除了后院。”那也是很少的。

“你觉得那是一个坏主意？”弗洛雷斯夫人问。

我的思绪回到马修和我离开奥马哈家的那天。我告诉她那天很冷，是秋天。天空的云层很厚。

马修带我离家出走的第一天历历在目。

“你告诉马修了吗？你告诉他那是个坏主意了吗？”

“没有，夫人。”

她把茶包提出来，放在餐巾纸上。“那么，为什么没有，克莱尔？如果你知道这个建议不好，你为什么不和马修讲？”她问。我不自觉地耸耸肩。

我记得我紧挨着马修走路，我害怕待在外面。我害怕看见树木在风中摇摆，我害怕汽车疾驰而过，我只在卧室的窗口看见过汽车。自从六年前，约瑟夫和米利亚姆把我带回他们家之后，我再也没坐过汽车。对我而言，汽车是可怕的。爸爸妈妈死于汽车。也是汽车让我到了那儿，到了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家。

我记得马修拉着我的袖子过马路。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所房子。从外面看，那所房子最漂亮，最特殊。它不是小区里最新的房子，但是无论如何是最迷人的：干净的白墙，黑色的百叶窗，屋外一圈灰色的石头。前门是红色的。

我从来没在这个角度看过那所房子，从外面看，从正面看。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害怕。

接着，我撒腿就跑。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马修说。他抓住我的衬衫不让我跑。运动鞋又大又沉，我的双脚仿佛赘着十斤重的东西。我不习惯穿鞋。在屋里，我都是光着脚走路。“急什么？”马修问。我面对他。他看见我眼里的恐慌和惊吓，看出我在颤抖。“怎么了，克莱尔？怎么了？”

我告诉他我怕车，怕云，怕在十一月的寒风中抖动的秃树枝，怕在各家窗帘后窥视我的孩子，怕有骑自行车和拿粉笔的孩子，怕他们起的绰号“白痴”“呆子”。

然后，马修拉起我的手，他从来没这样做过。我小时候只有妈妈拉着我的手，后来很长时间再没有人拉着我的手。那种感觉真好，马修温暖的手握着我冰凉的手。

马修领着我继续走，走到街区的拐角处，把我拖到一个有趣的蓝牌子下。“这是我们的车站。”他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车站？但我还是跟着他挨着那个牌子站了很长时间。那里还有其他人，其他围着牌子转悠的人，都在等待。

马修松开我的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硬币。这时，十一月的冷风怒号，撕扯着我的头发。一辆汽车呼啸而过，车载音乐震耳欲聋，让人崩溃。我突然感觉不能呼吸，在阴冷的空气里我要窒息了，好像所有人都看着我。看不见的东西不会伤害你，我提醒自己。我靠在马修身上，努力摆脱阴冷的空气、吵人的音乐和冰冷的眼神。

一辆大公交车——白蓝相间的车身，漆成黑色的车窗——驶进我们面前的车站。马修说：“我们的车。”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迈上巨大的台阶。马修看见了我的犹豫不决，说：“来吧，没人伤害你。”他先带我顺着脏乱的通道走到一个蓝色的硬椅子边，让我坐下，然后把一把硬币投进一个机器。公交车东倒西歪地前进，我感觉自己要从座位上掉下去，摔在肮脏的地面上。我盯着地面，看见一个往外流苏打水的易拉罐、一张破糖纸和鞋底带上来的烂泥。

“我们去哪儿？”我又问了一次。他还是回答：“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公交车在拥挤的马路上左摇右摆，我在硬塑料椅子上忽前忽后。每一站都上来更多的人，直到再无立脚之地。

我害怕的时候总是想妈妈，想她黑色的长发和蓝色的眼睛。回忆奥加拉拉，搜集所有的记忆碎片。最近能想起来的越来越少了，比如坐在西夫韦超市购物车里，看着上一个人扔在购物筐里的购物清单，纸上墨迹斑斑，蓝色笔道像波浪一样，我一个字也不认识，那时莉莉也坐在车里。我记得我咬了一口熟透了的桃子，桃汁顺着我的下巴往下流，我和妈妈哈哈地笑；我们住的活动房后有一棵大橡树，它的树荫几乎遮住了整个后院，我们坐在树下，给妈妈念那些供大人消遣的书。

“既然你那么害怕，为什么不告诉马修你不想走呢？”

我看着露易丝·弗洛雷斯咬了一口曲奇饼干，开始思考她的问题。我害怕的事情很多。我害怕外面的人，更害怕约瑟夫发现我们走了。我知道约瑟夫去上班了，知道艾萨克放学以后通常要去打工，但我还是担心。米利亚姆呢？哦，我在的时候她都不知道，我走了她也不会知道。就算这样，我还是害怕。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告诉马修我不想走呢？非常简单。我真的想走。我害怕，但同时也很兴奋。我很长时间没有走出那所房子了。那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六年来，我最大的愿望是爸爸妈妈活过来；第二个愿望是把莉莉接回来，我的莉莉；第三个愿望就是走出去。六年里，我最信任的人就是马修，我从没那么信任过一个人，比对安布尔·阿德勒夫人还信任。她曾经和警察一起到奥加拉拉的家通知莉莉和我，我们的亲人死了。她一脸真诚，跪在复合地板上，带着最善良的微笑对我承诺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归宿。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说谎。她也认为她兑现了承诺。

但是马修不一样。如果马修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如果他说没人能伤害我，就是没人能伤害我。可是这不代表当我们从蓝白相间的汽车换上另一辆车，然后再换上另一辆车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我使劲地回忆有关妈妈的点点滴滴（达尔夫人和她的牛，妈妈做的香蕉蛋黄酱三明治的味道，还有她不管吃什么总是先咬掉外面的皮，留着里面的馅——她称它们为“内脏”——的吃相），因为这样可以打消那些把我吓得半死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