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苟且偷生 第5章 父亲被捕（第3/4页）

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

“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

“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

“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

“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

“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

“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

“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

“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

“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

“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

“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

“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

“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

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

“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

“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

“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

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

“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

“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

※ ※ ※ ※

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

“我想伤害自己。”

“怎么了？”

“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

“你哪里受伤？”

“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

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

※ ※ ※ ※

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

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

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