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苟且偷生 第4章 选择死亡（第2/4页）

“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

“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

“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

“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

“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

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

“为什么是现在？”我问。

“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

“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

“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

“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

“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

“好，”她说。

“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

“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

“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

“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

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

1991年6月13日

亲爱的贝尔医生：

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

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

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

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

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

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